宏福苑問責．01觀點｜刑不上局長？此風不可長！

宏福苑獨立委員會報告預計10月下旬公布，社會開始聚焦事故背後的追責工作。特首李家超日前（10月6日）派下「定心丸」，重申當局已經作出系列部署，並會跟進建議全面改革、追究責任。然而，政圈瞬即傳出「刑不上局長」、「不能連任就是問責」的所謂風聲。但願這只是個別人士的主觀期望，一旦成真恐怕難以服眾。

宏福苑大火所暴露的問題，絕非單一地盤的違規施工，而是涵蓋工程監督、消防規管、建築圍標乃至政府部門協調的深層次系統性問題。倘若發生在其他地方，官場早已天翻地覆，例如今年5月22日山西長治市沁源縣發生特大氣體爆炸事故、造成至少82人遇難之後不足一個月，已有五名官員落馬，包括該縣縣委書記趙永進；而在香港，特區政府正在努力重塑問責文化。事故發生不久，特首李家超快速成立「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表明徹查真相，承諾追責到底。正是這份決心，成功爭取全港市民願意給予當局時間和空間，相信政府不會高舉輕放，耐心等待專業調查結果，期盼社會公義得以彰顯。

等了將近一年，社會普遍相信，獨立委員會報告公布之後，將會循刑事、行政、政治三個層面進行問責。在「刑事問責」和「行政問責」方面，兩者均有相對明確的法律法規和制度程序——對於前者，警務處和廉政公署組成的聯合小組持續展開調查行動，累計分別拘捕了39人和24人，包括工程顧問、承建商代表及物業管理公司人員；至於後者，據報特區政府已經派員協助公務員敘用委員會，準備啟動「部門首長責任制」的調查程序——所以外界也較有信心。但在「政治問責」方面，儘管市民最為關切，卻也有着最大懸念。

有別於有章可循的刑事問責和行政問責，政治問責高度依賴主事官員的政治覺悟，更是考驗特區政府能否切實履行中央多次重提的「當家人」角色和「第一責任人」身份。它並不關乎問責官員本身有否涉入具體違法違規行為，而是要求官員作為最高層級的統籌者和決策者，必須具備擔當精神和問責意識，能夠預見重大風險並且切實履職防患未然。尤其是在安全生產等重大公共安全領域，國家主席習近平更是千叮萬囑領導幹部：「對責任單位和責任人要打到疼處、痛處，讓他們真正痛定思痛、痛改前非，有效防止悲劇重演。」估計他的說法，不會將香港排除在外。

近年特區政府積極對接國家發展、努力展現看齊意識，但對於宏福苑問責一事，官場總有耳語「不能完全照跟內地」，近日政圈甚至傳出「刑不上局長」、「現屆任期所剩無幾、不能連任就是問責」一說。但願這些耳語只是個別人士的主觀期望，甚至只是某些問責官員在製造輿論，而非特區政府的真實主張，因為它們把「不能連任」和「政治問責」混為一談，極具誤導性和危險性。

首先，「不能連任」缺乏「政治問責」應有的責任擔當。政治問責是一種明確、主動、即時的政治表態，旨在向社會傳遞對於治理失誤的深刻反省；而「不能連任」則可能源於年齡、個人意願或其他人事調整，社會根本無法從中看到特區政府如何直面過失。

其次，「不能連任」無法發揮「政治問責」應有的警示作用。一旦把「順利任滿」包裝成為「追究責任」，變相是在傳遞錯誤信號，暗示高官無論面對何等嚴重的決策失誤或公共災難，只要拖到任期完結就能輕鬆離場，而這將嚴重削弱特區政府的執政權威。

再者，「不能連任」不能體現「政治問責」應有的管治倫理。「權力」和「責任」必然對等，政治委任官員享有相應的政治賦權，行政官僚體系則負責執行政策，若在災難發生之後只有公務員承擔行政責任，而擁有最終領導權和監督權的政治官員卻可置身事外，這種方式放諸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說得過去，也必將引發整個體制的強烈震盪，繼續離心離德。

反過來看，無論是基於特首李家超上任以來努力整飭吏治的基本背景，包括曾經撤換兩名局長，抑或是自從宏福苑火災發生以來社會所能給予的耐性已經達到極限邊緣，對於特區政府而言，當下亟待重建公眾的信任和尊重，而政治問責正是重建工程的重中之重。去年政府物流署買錯冒牌水後，儘管官僚體制當中不乏推諉聲音、認為時任物流署署長陳嘉信沒有直接責任，但李家超仍然明確陳嘉信被撤回原定頒授的銀紫荊星章正是作為部門首長所應該承擔的「處分」，可見行政長官仍是有所底線，也願以實際行動樹立管治威信。

事實上，30天的公開聽證會，已把整場災難的基本脈絡、六大促成因素和四大失責部門（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屋宇署、消防處、勞工處）梳理得相當清楚，哪些部門應該承擔政治責任呼之欲出；而隨着傳媒的詳盡報道，普羅大眾已對「誰是誰非」、「責任誰屬」有了基本判斷——沒有政策部門的蕭規曹隨，沒有監管部門的懶政怠政，何來工程業界的害群之馬？如果報告發表之後，特區政府無法展現「極度負責」的態度，而是透過法律術語、官僚修辭或公關伎倆，切割「直接責任」、「監管責任」和「政治責任」，那恐將引發社會出現較大程度的情緒反應，重創近年特區治理開始看得見的改革努力，更是讓中央非常失望，認為香港政府再一次在「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的要求面前交不上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