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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謀殺九旬長者案.01觀點|政府可否承諾,這是唯一一例?

啟德德朗邨一個僅約150呎的單人公屋單位內,一名93歲高齡、長年臥床不起的老婦,在短短7分鐘內,遭同住照顧逾三年的52歲印傭連續徒手施暴,昏迷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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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謀殺九旬長者案.01觀點|政府可否承諾,這是唯一一例?

啟德德朗邨一個僅約150呎的單人公屋單位內,一名93歲高齡、長年臥床不起的老婦,在短短7分鐘內,遭同住照顧逾三年的52歲印傭連續徒手施暴,昏迷送院搶救後不治。警方以涉嫌謀殺拘捕該名外傭,並在調查中披露了一個更令人心寒的事實:在案發前約半個月內,這名外傭幾乎每天都在對老婦進行間歇性的體罰和施襲。

這是一場赤裸裸的人倫慘劇,公眾輿論自然充斥着對施暴者的憤慨。然而,警方經初步調查發現,兩人疑因長期照顧關係而摩擦不斷。換言之,這本質上是一場被逼入極端絕境的「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共生悲劇。更令人無奈的是,案發前不足一個月,特區政府才發表了動員15個政策局、統籌73項措施的《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這無疑是當頭棒喝——在基層長者真實而殘酷的生存泥沼面前,報告寫得再好看,終究也不過是紙上談兵。

我們忍不住追問:一名年逾九旬、完全失去自理能力且長期臥床的體弱長者,為何會被安置在一個連基本隱私空間都無法保障的150呎狹小公屋裏?她的家屬又為何別無選擇,只能將她的生命尊嚴和起居照料,全盤託付給一名完全欠缺專業醫療護理培訓的外籍家庭傭工?——這些問號的背後,是整個基層居家安老體系的脆弱和荒謬。

我們也必須指出:長期照顧失能長者絕非輕鬆家務,而是極度考驗專業技能和身心耐力的重度護理工作,防嗆餵食、翻身清理以至安撫失智退化;而在德朗邨那個毫無間隔的狹小公屋裏,缺乏受訓的外傭和臥病在床的老婦朝夕相對整整三年,每周只有半天假,既無替換喘息,亦乏專業督導,更缺情感交流,日積月累的照顧疲憊根本無處排解,難免積聚成為挫敗和怨懟,最終激化成為連續施暴——這種悲哀的根源,絕不能簡單地歸咎於個別外傭的扭曲,更不能忽視香港長期把護理責任推給私人家庭和廉價外傭所造成的結果。

由於安老服務挑戰極大,同時又有研究顯示社區照顧服務的確能夠改善長者的身體技能和認知狀況,防止或減慢他們過早入住醫院或院舍的需要,從而減少公立醫院的壓力,所以早在1977年,港英政府已經提倡「居家安老」、「社區照顧」的安老概念,如今更以「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作為安老政策方針。然而,這種做法本質上是把應由公權力托底的專業護理責任,交給個人家庭;而當家庭無力承擔,只能轉手推向市場上最廉價的外傭,但政府既不提供系統性的護理培訓,也不建立定期上門評估與心理支援機制,而是放任這種依靠未經受訓外傭填補公共照護真空的模式運轉多年,甚至認為行之有效。

德朗邨命案撕開的,只是全港近30萬獨居老人和逾10萬「以老護老」家庭散落於公屋、劏房乃至私樓的冰山一角。長達半個月的日常施暴,親屬無知、鄰里不覺,若非死後翻查閉路電視,這宗悲劇恐怕已被當作尋常的「睡夢中猝死」而草草結案。這也給了社會一記沉痛拷問:鐵門深鎖背後,全港究竟還有多少孤苦無依或者只能依靠外傭看顧的體弱長者,正於無人知曉的幽暗角落,默默忍受着身體的摧殘、尊嚴的踐踏、精神的凌遲?

再看看特區政府上月剛剛發表的《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顯得更加蒼白。面對2046年將有多達274萬名65歲以上人口的駭人海嘯,當局未來五年只打算輕微增加3,000個院舍宿位和5,000個社區照顧名額,實在是杯水車薪。然而,這種增長連現有輪候名冊都無法消化,所謂「居家安老為本」更加像是對於私人家庭的「道德綁架」。同樣難以理解的是,面對數以萬計的護理缺口,首屆「護理保健師」培訓名額只有象徵性的60個。更加無法認同的是,報告將大量筆墨傾注於血壓、血糖等軀體生理指標,卻對佔全港自殺死亡逾四成三的老年絕望、深層孤獨抑鬱以及「以老護老」的精神熔斷置若罔聞,以為幾場文康體育活動就能替代專業心理疏導,無視公立精神科專科門診新症輪候長近兩年的現實。

歸根究底,特區政府在應對高齡化時之所以舉棋不定、推諉塞責,根本病灶在於官僚體系的骨子裏始終未能完全擺脫「積極不干預」和「殘餘福利主義」的影響——在財金官員的冰冷計算中,安老始終被視為沉重的財政包袱,因而處心積慮壓低公營醫療資助比率、力推「能者多付」與自資營運,甚至千方百計將長者推向大灣區內地城市和外傭市場以縮減公帑托底規模,只想充當有限救濟的守門人,極力抗拒成為普惠安全網的奠基者。

然而,安老絕非個人私事或市場商品,而是政府對公民不可推卸的政治契約和憲制道德;今天被困在150呎公屋裏輾轉呻吟的體弱長者絕非社會負擔,正是他們昔日流血流汗鑄就了香港的經濟奇蹟與萬億儲備,如今風燭殘年之際,特區政府又有何顏面擺出新自由主義的姿態,對這批城市功臣說出「養老只是你們家庭自己的事」?

面對接二連三的養老哀歌,特區政府必須拿出政治魄力推動一場觸及治理靈魂的深刻改革:既要打破狹隘的財政平衡迷思,將長期護理確立為公民權利,以社會共濟化解家庭的滅頂之災;更要徹底終結將失能長者性命賭在外傭身上的外判模式,大幅擴充護理保健師名額;最根本的是打破房屋署、社會福利署和醫院管理局各自為政的官僚壁壘,設立專職長者個案經理,對獨居長者和高危家庭建立常態化的上門督導和法定暫託喘息機制。

如果一個坐擁數萬億元儲備的城市,卻任由昔日為這座城市奠定繁榮基石的長者在150呎公屋當中遭受踩踏虐打致死,又談何兌現「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老有所安」的莊嚴承諾,而所謂的「由治及興」和「幸福香港」到底是在為誰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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