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少數族裔醫療網絡⋯劉季高 讓亞裔醫師被聽見

疫情期間，劉季高醫師堅持為患者看診。（圖均為亞美醫協慈善基金會提供）

長期以來， 華人 醫師在美國扎根發展，不僅以專業守護民眾健康，也以奉獻精神服務社區，為華人社會留下深遠影響。

亞美醫師協會慈善基金會攜手《世界日報》，透過真實的人物故事，記錄華人醫師在美國的奮鬥歷程，以及他們與社區相互扶持、共同成長的歲月。

首期人物，我們走近亞美醫師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長劉季高醫生。

AI摘要 文章摘要整理： 劉季高從學者轉為臨床醫師，並在華埠無牌行醫爭議、醫療制度轉型與疫情中，推動華裔及亞裔醫師組織化，爭取社區被看見與尊重。

劉季高從學者轉為臨床醫師，並在華埠無牌行醫爭議、醫療制度轉型與疫情中，推動華裔及亞裔醫師組織化，爭取社區被看見與尊重。

亞美醫師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長劉季高醫師走過的道路，幾乎與半個世紀華人醫療社區在紐約的發展重疊。

1990年代前後，紐約 華埠 的無牌行醫問題一度將這個移民社區推上輿論風口。

當時，一名病人在沒有正式執照的華埠診所接受治療後病情惡化，最終去世。事件受到媒體關注，「無牌醫師」、「誤醫」、「中國城」幾個詞開始被反覆放在一起。

一條人命，讓原本屬於個別診所的問題迅速擴大。

對當時在華埠行醫的正規華人醫師而言，事情很快不再只關乎某一家診所。外界對無牌行醫的質疑，逐漸延伸成對整個華埠醫療環境的懷疑；一批接受過正規醫學教育、長年服務移民社區的華人醫師，也不得不面對由此而來的負面印象。

華人醫界隨後召開記者會，希望向外界畫清一條界線：無牌行醫應該依法處理，醫療責任也應被追究，但不能因此把整個華埠醫療群體一併否定。

劉季高求學期間身著學位袍留影。（圖均為亞美醫協慈善基金會提供）

那個年代，華人醫師在主流社會中的能見度仍然有限。很多人每天忙於診所、醫院和病人，並不習慣面對媒體，更少有人願意主動走到公共議題前台。

但對劉季高而言，如果華人自己不解釋、不表達，別人就很容易用一宗個案來定義整個社區。

這也讓他愈來愈清楚地意識到：醫師有時不只是坐在診間裡看病。當一個社區被誤解時，也需要有人站出來說話。

劉季高出生在一個重視教育的家庭。年輕時，他進入台灣大學攻讀植物病蟲害。1964年前後，21歲的劉季高決定來美深造。他獲得印第安納州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獎學金，抵達美國時，身上只有大約200元。

劉季高回憶，幾名留學生合住一間公寓，每個月約70元的住宿費已經是一筆重要支出。生活成本雖不像今天這樣高，但對一名剛到美國的學生而言，每一筆錢都要仔細計算。

語言也不是他的優勢，但在新生考試中，這個英文並不算好的華人學生卻考出了第一名。之後，他用了大約兩年半時間完成博士學位所需的學術要求，之後的幾年他取得博士學位；從印第安納來到紐約，他又進入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從事博士後研究，之後進入學術體系任教，成為那一代較早進入美國科研與大學系統的華人學者之一。

原本，劉季高以為自己的一生會留在實驗室。改變，卻是在醫學研究愈做愈深之後發生的。

隨著研究深入，他逐漸發現，許多問題只靠基礎科學並不能完全回答；要真正理解疾病，還需要理解人體與臨床醫學。

於是，已經取得博士學位、做過博士後研究的他，又重新申請醫學院。

劉季高先後獲得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等醫學院的入學機會，最後選擇進入康乃爾醫學院接受醫學訓練；醫學院畢業後，他前往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繼續研究與訓練，研究領域包括膽固醇、糖尿病等代謝疾病。

但研究做得愈多，他腦中反而愈常浮現自己早年在紐約接受臨床訓練時看到的另一幅景象；那時，他已經注意到不少華人病人因語言、文化和醫療制度的障礙，沒有得到他認為應有的照顧：科研可以回答疾病是如何發生的，但病人真正面對的困境，卻往往就在醫院和診間之外。

劉季高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向，與其一直留在實驗室，他更希望回到華人社區，把自己學到的醫學知識真正用在當地病人身上。

劉季高醫師在新冠疫情期間公開譴責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為亞裔社區發聲。（圖均為亞美醫協慈善基金會提供）

彼時的曼哈頓華埠，與今天遊客眼中的中國城很不一樣。這是一個非常勤勞的社區，也是一個與美國主流社會仍隔著相當距離的社區。

對今天很多人而言，看醫師只是打電話、預約、填表；但對當年的第一代新移民而言，每一步都可能成為一道門檻。

表格看不懂，保險不知道怎麼用，醫師問什麼聽不明白，甚至連身體哪裡不舒服，也不一定知道應該如何用英文準確表達。

回到紐約後，劉季高逐漸進入華埠醫療體系，也曾在華埠醫療中心工作——那是後來王嘉廉社區醫療中心發展歷程中的早期階段之一。

當時真正能夠使用中文或粵語、同時熟悉美國醫療制度的醫師仍然不算多；華埠醫師的背景也很多元，有來自香港、台灣及其他華人地區的醫師。對很多新移民而言，一名醫師是否講自己的語言、是否願意耐心解釋，有時甚至比醫院有多大、設備有多先進更加重要。

劉季高漸漸發現，一名華人醫師每天處理的，從來不只是病。華人移民的醫療問題，不只是醫療問題；它和語言、收入、移民生活、教育、文化與家庭責任全部糾纏在一起。

慢慢地，對劉季高而言，做醫師也不再只是診斷、開藥、研究和發表論文，這份職業，開始和社區能不能被公平看見連在一起。

「我們自己不說，別人怎麼會知道？」在醫院工作期間，劉季高也開始注意到華人醫師在主流醫療體系中的處境。

當時，他在曼哈頓下城一帶的醫院工作。據劉季高回憶，院內約七成病人是華人，華人患者已經構成醫院極為重要的服務群體；然而，無論是華人患者，還是在工作的華人醫師，都未必能得到與其人數和貢獻相稱的重視。

對患者而言，語言和文化差異往往使他們在龐大的醫療體系裡處於弱勢；對華人醫師而言，即使接受過完整醫學教育、承擔大量華人病人的照護工作，專業能力仍可能受到質疑。

有一次，有華人醫師甚至被認為不能勝任部分手術工作。劉季高無法接受這種待遇。對他而言，這不只是某一位醫師受到不公平對待，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一家高度依賴華人患者的醫院，是否尊重服務這些病人的華人醫師？

他開始聯絡其他華人醫師，20多人坐到一起，希望醫院管理層正視華人醫師對病人、醫院和整個社區的實際貢獻。

劉季高認為，既然接受過同樣完整的專業訓練，也承擔著大量病人的照護工作，華人醫師就應該得到同等的專業尊重；而華人患者，也應該得到與其他患者同樣適切的醫療服務。

多年之後，這種「不能永遠各自為戰」的想法，也逐漸成為他參與組織華人醫師的重要原因。

到了1990年代，美國醫療制度本身也正在發生劇烈變化。傳統的按服務付費制度（Fee-for-Service）逐漸受到管理式醫療模式衝擊，健康維護組織（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HMO）快速發展，制度改變後，病人可以選擇哪些醫師、醫師如何取得保險公司的認可，都開始受到醫療網絡和保險制度的影響。

大型保險公司對華人病人的語言、文化和就醫習慣並不了解，而許多華人醫師又沒有被納入相應的醫療網絡。

結果，一些華人病人加入HMO後，才發現原本熟悉的醫師不能再看，華人醫師也可能因此失去原有的病人。

對劉季高而言，這已經不是一名醫師可以單獨解決的問題：如果華人醫師仍然各自面對大型保險公司，不但缺乏談判能力，保險公司也很難真正理解華人社區的醫療需求。

為亞裔社區爭取權益，左起為劉季高醫師、紐約州參議員劉醇逸、眾議員李榮恩 (Grace Lee)以及亞美醫協慈善基金會執行總監黃雪莉。（圖均為亞美醫協慈善基金會提供）

於是，一個新的想法逐漸成形：把醫師組織起來，以一個整體和保險公司談。

1990年代初，劉季高與多位華人醫師開始推動醫師之間的合作，並成立華人醫師合作協會（Chinese Physicians Partnership, CPP）。

最初，參與的醫師大約只有27人；這個醫師合作網絡開始直接與包括牛津健康保險（Oxford Health Plans）在內的大型保險公司協商，爭取讓了解華人社區、能夠使用華語服務病人的醫師進入醫療網絡，之後，雙方的合作進一步發展到風險分擔（Risk Sharing）等新的醫療管理模式。

醫師不再只是處理病人眼前的一次看診，而要關注病人之後會不會進急診、會不會住院，以及能不能在病情惡化之前得到適當照顧。

劉季高常用最直接的醫療成本來解釋其中的差別。一次急診室（Emergency Room, ER）就診可能花費數千元；如果病情嚴重到需要住院，幾天下來便可能累積數萬元醫療費用；一項磁力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檢查，在當時也已經是一筆不小的醫療支出。

因此，真正有效的成本控制，並不是少讓病人看醫師。恰恰相反，是在問題變得嚴重以前，就先把病人照顧好。而這正是華人社區醫師的優勢所在。

他們熟悉病人的語言、家庭和生活習慣，也知道一名新移民為什麼遲遲不肯去醫院——可能是不懂保險，可能是害怕帳單，也可能是一天不上班，就少一天收入。

劉季高表示，當時不少華人醫師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一周七天，甚至半夜仍然要接病人的電話。

這種緊密的醫患關係，讓家庭醫師能夠更早發現問題，也更有機會避免一些原本可能演變成急診或住院的情況。

對保險公司而言，這種模式逐漸顯示出它的價值；對華人醫師而言，也證明了一件事：只有真正組織起來，才能在新的醫療制度中取得話語權。

隨著合作逐漸成熟，原本以華人醫師為主的網絡也一步步擴大。這個從華人社區出發的醫療組織開始跨越族裔邊界，逐步發展成今天擁有約1600名醫師的亞美醫師協會（Coalition of Asian-American IPA, CAIPA）。

如果問劉季高，今天的亞美醫師協會究竟做得怎麼樣，他首先談到的仍然不是規模，而是結果；對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也從來不只是從27到1600這個數字，而是華人與 亞裔 醫師終於不再只是散落在不同診所、各自面對龐大醫療體系的個體，他們開始成為一個能夠與醫院、保險公司，乃至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對話的專業群體。

數十年後，新冠疫情再次讓劉季高看到少數族裔醫療網絡存在的意義。

2020年初，中國疫情已經迅速發展，但當時的紐約，很多人仍然認為新型冠狀病毒距離美國很遠；熟悉亞洲疫情發展的華人醫師已經開始感到不安。

新冠疫情期間，亞美醫師協會與亞美醫協慈善基金會向醫院、診所及養老院捐贈大量防疫及醫療物資。（圖均為亞美醫協慈善基金會提供）

很快，紐約情勢急轉直下。疫情期間，亞美醫師協會及亞美醫協慈善基金會陸續投入檢測、防疫教育、疫苗及社區服務，深入布碌崙、皇后區及不同亞裔社區。

對劉季高而言，疫情再次證明了一件他幾十年前便已經體會到的事情：如果亞裔社區不主動表達自己的需要，資源並不一定會自動來到這裡。

談到下一代華人醫師，劉季高最在意的，並不是他們將來能賺多少錢、做到多高的位置。他認為，下一代在追求個人專業成就的同時，也應該思考自己的知識和能力能夠為社區做些什麼。

劉季高特別提到，做醫師不能只看「賺了多少錢」。

專業成就固然重要，但一名醫師如果有能力，也應該願意幫助社區、幫助新移民，把自己所學真正用在需要的人身上。

劉季高醫生帶領亞美醫師協會創辦了紐約也是全美的第一個新冠流動監測車（亞美醫協慈善基金會提供）

精華 FAQ Q1：劉季高為何開始重視替華裔醫師與社區發聲？ 因華埠無牌行醫事件讓外界把個案延伸為對整體社區的污名，他認為若華人自己不說明，外界就會以偏概全，因此決定站出來捍衛華裔名譽。 Q2：他為何從研究領域再回到醫學院與臨床工作？ 劉季高發現單靠基礎研究無法完整回答疾病與病人需求，且華人移民在語言、文化與制度上都受限，因此重新攻讀醫學，回到紐約華埠服務社區。 Q3：亞美醫師協會如何從小型合作網絡發展起來？ 在HMO與管理式醫療衝擊下，劉季高先召集27名華人醫師組成合作協會，與保險公司談判，之後逐步擴大為約1600名醫師的亞美醫師協會。

Q1：劉季高為何開始重視替華裔醫師與社區發聲？ 因華埠無牌行醫事件讓外界把個案延伸為對整體社區的污名，他認為若華人自己不說明，外界就會以偏概全，因此決定站出來捍衛華裔名譽。

Q1：劉季高為何開始重視替華裔醫師與社區發聲？

因華埠無牌行醫事件讓外界把個案延伸為對整體社區的污名，他認為若華人自己不說明，外界就會以偏概全，因此決定站出來捍衛華裔名譽。

Q2：他為何從研究領域再回到醫學院與臨床工作？ 劉季高發現單靠基礎研究無法完整回答疾病與病人需求，且華人移民在語言、文化與制度上都受限，因此重新攻讀醫學，回到紐約華埠服務社區。

Q2：他為何從研究領域再回到醫學院與臨床工作？

劉季高發現單靠基礎研究無法完整回答疾病與病人需求，且華人移民在語言、文化與制度上都受限，因此重新攻讀醫學，回到紐約華埠服務社區。

Q3：亞美醫師協會如何從小型合作網絡發展起來？ 在HMO與管理式醫療衝擊下，劉季高先召集27名華人醫師組成合作協會，與保險公司談判，之後逐步擴大為約1600名醫師的亞美醫師協會。

Q3：亞美醫師協會如何從小型合作網絡發展起來？

在HMO與管理式醫療衝擊下，劉季高先召集27名華人醫師組成合作協會，與保險公司談判，之後逐步擴大為約1600名醫師的亞美醫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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