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应建立本土文化自信 更深入了解母族文化

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反而凸显新加坡华人具备的多元文化优势，但能否充分发挥这项优势，取决于新加坡华人能否建立起更扎实的本土文化自信。这意味着，不仅仅停留于彰显本土饮食特色等实体多元文化象征，而是更深入掌握母族文化内涵，包括建立起跨文化理解能力。

由《联合早报》主办的“新加坡华人尚待完成的旅程——从郭振羽著作《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谈起”讲座，星期天（10月18日）在报业中心礼堂举行，吸引近200名公众出席。

三位主讲者——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院长邱林川教授、新加坡江苏会会长周兆呈博士，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借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郭振羽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为引子，畅谈当今地缘政治局势影响下，新加坡华人身份及文化认同、语言文化环境变迁等课题时，皆认同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永远是进行式，难以画上句号。

讲座主持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吴妙慧博士提问，族群身份认同和国族身份认同，两者之间是不是此消彼长，以及新加坡华人文化的独特性放在“大中华文化圈”的概念之中该如何理解？

李慧玲说，新加坡早期举办不少汇聚各地华人前来本地切磋交流的活动，包括从1980年代开始主办的国际华文文艺营、1991年的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那时新加坡确实把自己视为“大中华文化圈”的一分子。随着外部大环境的改变，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更多强调的是自己的多元文化，不再那么强调自己与“大中华文化圈”的联系。

李慧玲指出，多元文化追溯到底都有其渊源，但该如何衔接和追溯自身的文化内涵，如今比较少谈及。令她担忧的是，不少新加坡人谈到新加坡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很容易立即联系到本地食物，但是新加坡有必要更深入思索身为新加坡人的特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谈多元文化怎么样的形成……在建构国家的过程中，我们有不同文化的滋润，然后就跳到不同的食品……中间好像缺了很多……这些多元文化怎么来的？你把泥土给掰开，然后你去看里面有东西吗？我们也希望是有。我觉得这个是新加坡国族建构当中越来越难的一个问题。”

李慧玲也以早年学校课本内容为例，说明无论是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还是华盛顿砍樱桃树的诚实品格，这些传统价值观的塑造、文化资源的共享与清晰的新加坡国族认同并不冲突 。

对于早期学界提出的“文化中国”的概念，周兆呈认为，随着地缘环境、政治生态的变化，这些概念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心”与“边缘”之争，或牵扯到政治归属课题。即使是“大中华文化圈”这一词，他建议，应强调“中华文化圈”即可。

已经移民来新加坡28年的周兆呈认为，新加坡华人不妨把中华文化视为一种跨越政治和时代的“共享的文化资源”，这包括不同地域华人共享的节庆、习俗及古文化传承；与此同时，人们也应意识到中华文化圈中不同地域，因时空、制度及社会形态的转变，也存在许多差异。

在他看来，新加坡华人如今大部分都建立了一定的文化自信，也意识到本地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体验。“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怎么去创造，就在这种差异里面，怎么去形成新加坡华人社会或者华人群体自己认可的一种文化。这个其实跟中心或边陲都没关系，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东西，你管它是中心还是边陲？中心和边陲都是别人给你附加的标签。”

邱林川也认为，以一个没有所谓“中心”的“蜘蛛网”这个比喻来看“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或许更合适。他指出，一个人的文化、语言或宗教身份认同，未必与国族身份认同抵触，反而可以为新加坡引来更多资源，也有助新加坡扮演一个比自己体量更大的角色。

对于《联合早报》总编辑洪奕婷提问，中国的强大对新加坡国族建构带来更多的是助力或阻力？李慧玲认为，新加坡国族建构不取决于中国强不强大，如今各种外部因素都在改变中，新加坡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众多变数之中，将这些因素化成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周兆呈也认为，中国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新加坡作为多元种族国家，影响国族建构的因素也包含印度、东南亚各国地缘政治的变化。

另一方面，随着英语成为越来越多本地家庭的主要用语，对于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能否以英语来表达或传承，周兆呈认为，语言不是文化认同的障碍，是否具备文化思考能力才是关键。

“一个人的华语可能说得很流利，但他未必对文化有很深刻的理解或认同……我比较忧虑的是文化理解和沟通能力的丧失。”

周兆呈指出，对比在单一文化背景中成长的人，处在多元文化环境的新加坡人更具备跨文化理解能力的优势。若有至少一部分人掌握好这个能力，对新加坡的对外沟通和对外触达，都是不可替代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