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跟陌生人聊政治？支持不同候選人的我們如何友善對話【書摘】

芝加哥大學心理學教授尼可拉斯．艾普利在新書「微小互動的驚人力量」指出，與支持對立陣營者一對一的面對面談話，可能讓人有意想不到的感受。（示意圖／圖取自Unsplash圖庫）

（中央社網站）總覺得自己是I人、社恐，一個人待著最舒服、跟陌生人搭話好尷尬？行為科學研究發現，我們未必真的喜歡保持距離，而是以為自己喜歡；我們不是不需要別人，而是常把主動靠近的結果想得太糟。很多人奉行「別跟陌生人聊政治」，研究卻顯示，人們太容易高估彼此的分歧，與立場不同的人對話的效應遠比想像得好。

人類擁有地球上最適合社交的腦袋，與他人建立連結能讓我們更快樂、更健康，但我們卻經常刻意選擇「不社交」，以為保持距離能避開尷尬與拒絕。曾獲眾多學術獎項肯定的芝加哥大學心理學教授尼可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專研社會認知（即擁有思考能力的人們，如何看待其他同樣擁有思考能力的人），以探究人類明明心懷善意，為何如此頻繁地相互誤解。經過十餘年的研究，他發現我們高估了社交可能帶來的負面觀感，也低估了一次交談、一句讚美或一聲謝謝，能為彼此帶來多少快樂。

艾普利在新書《微小互動的驚人力量》指出，缺乏人際連結的危害，比一天抽15根菸還嚴重；光靠文字辨識真心話或嘲諷，準確率只有56%──比瞎猜好一點；與陌生人深度對談後，只有0.26%的人產生負面感受。即使是支持對立陣營的候選人，一對一的面對面談話，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感受。中央社取得授權與你分享部分內容。

某天早上，我站在自家車道盡頭，再次深刻體會到我從這些研究中所學到的智慧背後所蘊含的真諦。我忐忑不安，因為即將展開的這場深度對話，和我之前研究過的完全不同。這場對話的主題，正是因為往往會引發意見分歧，所以面對需要保持禮貌的陌生人時，絕對不該聊的話題：政治。但現在，開啟這個話題的，卻是一位穿著防彈背心、手持上膛槍枝的男子。

「所以你到底看川普哪一點不順眼？」他問。

那天是2020年8月的某個早晨，川普和拜登的總統競選來到最後階段。美國人各持己見。就在我們家前面的路邊，我放了兩塊再普通不過、支持拜登的標語牌。前一天，一輛車為了撞倒那兩塊標語而開進水溝。當天稍早，某人停下來偷走了標語。我打電話給當地的警長，以「讓你知道一下」的口吻提及以上情況，沒想到他正好在附近，便順道過來我家。他才剛到，就說他很驚訝，因為目前為止，他只看過支持川普的標語遭到破壞（這話反而讓我驚訝）。接著我簡單地自我介紹，提到我是大學教授，然後他就問了剛剛那個有關川普的問題。

我馬上察覺到，一道由焦慮和悲觀形成的牆在我面前升起，但這次，我的情況好了一點。雖然談論這麼具爭議性的話題，差不多像在火柴工廠裡玩火一樣聰明，但我們所在的情境其實非常適合進行深度對話，只不過可能更像是在消防隊裡玩火。畢竟現場只有我們兩個人，沒有圍觀群眾，沒有各自的「粉絲」拿出手機為我們的爭論錄影。我們只是兩名正在對話的男性，用自己的聲音、花自己的時間，面對面地你一言我一句。

累積了將近一世紀的研究告訴我們，當你將平時立場差異很大的人帶進這類理想情境（在對等的基礎上，花時間一對一談話）時，其中的社交力量往往能讓對談者拉近距離，而不是產生隔閡。 1940年代的社會科學家發現，商船上的白人水手與黑人水手在海上共事的時間越長，對黑人水手的態度就會越好。住在隨機分配且不區分種族的集合式住宅時，白人主婦和黑人主婦對彼此的好感度較高，因為她們有機會交談。

1954年，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高爾頓．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率先提出一項論述，也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群際接觸理論」（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他特別指出，不同族群的成員若能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彼此之間的偏見就會減少。但他沒料到，這項論述啟發了至少515項研究，其中還包括針對它的1383種驗證，參與者總人數超過25萬人，共來自38個不同國家。

他當初預期的結果是正確的。在分析這些堆積如山的研究資料時，研究者湯姆．佩蒂格魯（Tom Pettigrew）和琳達．綽普（Linda Tropp）發現，其中有94%的研究觀察到： 若能增加對立族群之間的接觸，有助於降低偏見。 更重要的是，這一點能成立的最佳條件中，包括讓雙方進行非正式對話，就像我正要進行的一樣。若要說這是場賭博的話，儘管在車道盡頭展開的對話看起來很困難，但實際上並沒那麼難。

但要是你沒看過那份經過25萬人驗證的數據，也不曾親自進行那麼多對話，就很有可能想像，談論心裡最深層的反對意見，馬上就會變成英國電視喜劇裡的經典短劇：劇中的兩人不斷互相否定對方，卻始終沒有真正展開辯論（「這才不是辯論」、「是啊，這是辯論！」、「才不是，這只是不停唱反調！」、「是辯論！」、「不是辯論！」）。

想要了解這種毫無根據的悲觀如何降低行動的可能性，可以看看另一項實驗：受試者是一群美國人，我們提供一些立場極度分歧的議題，請他們回覆自己有多支持或多反對，包括：墮胎權、以拆散家庭為遏止非法移民的手段、政教嚴格分離、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更嚴格的槍枝管制等。接著告訴他們，接下來會讓他們跟另一個可能持相同或相反立場的人，聊聊其中一項議題。

如果你寧可讓頭髮著火，也不想跟立場相反的人聊爭議性話題，那麼你的第一反應完全符合我們的觀察。 當我們請另一群人評估，與人討論這些話題能帶來多正向的反應時，他們認為，如果跟立場相同的人討論，應該會是一段乏善可陳的談話；但要是跟立場相反的人聊，他們應該會極力避免這種可怕的事情發生。不出所料，當我們在另一次實驗中告訴受試者，接下來會讓他們與另一個人聊其中一項議題，而對方的立場可能與他們相同或相反時，他們也覺得跟立場一致的人聊，應該會比跟對立者聊愉快很多（第三組受試者則因為不確定交談對象的立場，預期介於正向與負向之間）。

令人訝異的是（至少對那些真的有參與對話的人而言），無論他們是否認同對話夥伴的觀點，對談話實際體驗的影響其實不大。這表示最感到驚喜的受試者，正是那些知道對方持相反立場的人。一位受試者的留言正好能貼切地描述這項研究的成果：「我原本以為自己不會享受這樣的對話，但我錯了。」

在這種情境中，有兩個原因讓我們對反方意見產生這麼悲觀的預期。首先， 我們以為跟自己很不同的人，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不同。 比方說，雖然我們都能預期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理念上的差異，但彼此之間的分歧並沒有他們自己以為的那麼大；換句話說，認知上的極化比實際上的極化還嚴重。這種雙向誤解之所以會出現，部分來自於經常談論爭議性議題的人灌輸給公眾的認知，因為 政客發表的言論，往往比選民本身的想法更極端且激進。 有一份以近4000名美國人為基礎的分析發現，他們誇大意見對立者討厭自己的程度，從50%到300%不等。但在與立場對立的人實際交談後，卻發現雙方其實有更多共同點。這無疑是一個令人驚訝的結果。

其次，一對一談話中，人們還是會因為隨時調整的互惠原則和即時回應拉近距離，即便對方的立場與自己相反，這點依然不變。沒有預料到對話中社交推力的運作，也是我們對結果感到驚訝的原因之一。

研究發現，與不同立場的人對話效應遠比想像中好。（究竟出版提供）

在一項實驗中，你可以同時觀察到「高估分歧」與「低估對話」這兩種效應。在實驗裡，我們不只改變了受試者要對話的類型（也就是對方在具爭議性的政治議題上，立場與受試者相同或相反），也改變了互動的方式：一是關於自身信念的實際對話，二是觀看對方在預錄影片中闡述自己的理念。這項實驗揭示了高估分歧程度和低估對話重要性的兩種後果。從圖中可以看到，在實際進行互動前，受試者認為，交談對象的觀點跟自己是否相同，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而他們也不認為互動形式（實際對話或看預錄影片）會產生任何影響。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圖中的白色長條發現，只有在雙方未交談的情況下，對方的觀點才會造成影響。

光是透過影片看一個立場與自己相反的人、單方面說明自己的觀點，體驗確實比與立場相同的人進行面對面談話更糟糕。 我們經常在演講、媒體訪談和社群媒體上看到這種單方面的闡述，然而「聽講」缺乏如實際對話中那種能讓雙方拉近距離的吸引力。儘管如此，了解立場對立者的想法仍比人們預期中更有益，主要是因為受試者發現，立場對立者比自己預設的更講理、更沒那麼極端。我認為更有趣的是，與持相反意見者實際進行對話的體驗，就如同與立場一致的人交談般正向。

當這位警長站在我家車道前面，邀請我深聊政治話題時，我沒有時間想這麼多。也許這樣比較好。如果我有機會在那之前停下來思考，我說不定會做出逃避的選擇。但這位警長也沒想太多，甚至傾身向前—他不是來說教的，他是真心因為好奇，有問題想問。如果我們多學學這位警長、主動開口搭話，我們會從彼此身上學到什麼呢？我認為我們會學到受試者在實驗中學到的：我以為自己不會喜歡，但我錯了。

跟那位警長的對話，是我在聊政治話題的經驗中比較愉快的。我們的談話持續了超過一小時，久到我太太開始擔心我的下落。我們互問彼此的經驗和背景、如何形成現在的觀點及背後原因，也問我們對未來有什麼期望或憂慮，還有當下的情況讓我們有什麼感覺。對話的吸引力讓我們朝著「共識」前進。比方說，我分享我有親戚也在執法部門工作，他們覺得當下的情況造成不少壓力。他則與我分享自己遇到的新挑戰，例如擔心部分群眾對他們的恨意比敬意更深，執法時還要煩惱怎麼做才不會被認為存有偏見，以及明明想好好工作，卻隨時處於有可能被攻擊的境地。聽到他親口說出之後，有些我本來不太能明白的情況，頓時變得可以理解。

戴瑞．戴維斯（Daryl Davis）如果看到我的經驗和這些實驗結果，應該不會覺得意外，他是一位黑人音樂家，畢生矢志透過與白人至上主義者進行深度對話，以消解仇恨。「如果他們對我一無所知，怎麼可能真的恨我？」這項叩問是戴維斯的人生指南。經過無數次一對一交流後，戴維斯宣稱他至少說服200人脫離極端組織，這些人將代表組織的長袍交給他，做為退出的證據。前3K黨州級領導人史考特．謝普德（Scott Shepherd）曾說：「戴瑞救了我的命。他向我伸出手，也交出他的心，後來我們成了兄弟。」

當然，戴維斯並非能在每一次對話中都得到正向體驗，但他那些跨越意識形態最深鴻溝的對話，卻印證了我們的研究結論：這些對話遠比你預期的要好。戴維斯的特別之處，在於他願意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進行那些會讓許多人覺得太過冒犯，甚至連考慮一下都不願意的對話。他在喬．羅根（Joe Rogan）的 Podcast 節目上談到，許多人「甚至覺得浪費時間，但我會坐下來傾聽⋯⋯因為要說出自己的心聲，就得先聽聽別人的想法」。戴維斯對其中的深意了然於心：「如果我能坐下來跟3K黨成員或新納粹主義分子對話，讓他們把代表組織的長袍、兜帽、旗幟等瘋狂的東西交給我，那麼誰還有理由不坐在餐桌前，跟家人好好聊天？」

顯然，我們避免談這些事的原因，主要是高估了與立場相反者對話的糟糕程度。假如你真的知道結果會比預期要好，你會願意進行多少這類看似艱難的對話呢？（編輯：鄭懿君；書摘由究竟出版提供，經中央社節錄）

作者｜尼可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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