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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圳興.二|「搞錢之都」正在發起一場「文化反擊」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從蛇口工業區喊出的口號,至今仍是深圳最為人知的標籤,也為那座城市招來了「搞錢之都」的稱號,以及連帶的

香港01王晉璇查看原文 ↗
文創圳興.二|「搞錢之都」正在發起一場「文化反擊」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從蛇口工業區喊出的口號,至今仍是深圳最為人知的標籤,也為那座城市招來了「搞錢之都」的稱號,以及連帶的「文化沙漠」的嘲諷。但當人們走進深圳南頭古城,看見祠堂斜對面的精品咖啡、古蹟旁是設計師買手店、牌坊入口佇立着「黑科技」潮玩店時,可能很難意識到——那個充滿個性的文藝社區,在幾年前還是個電線亂拉、污水橫流、魚龍混雜的城中村。而當拿起那個「圳錢」冰箱貼或「打工仔」鑰匙扣,應該想都沒有想過——那些看似「無厘頭」的小東西,竟是一個「深二代」試圖對「深圳沒文化」進行的幽默「反擊」。

身處深圳,總能在各式熱門打卡點撞見一些「不太正經」的文創產品——南頭古城的文創店裏,掛着印了「痴扇」二字的蒲扇掛飾和廣東省紅色「省凳」冰箱貼;華僑城創意園的小店裏,擺着刻上「999.9純金」的「羅湖水貝黃金」的假金條開瓶器;深圳書城裏,各行各業的打工仔掛着工作證、癱倒在辦公桌上的形象被做成了鑰匙扣,旁邊放着的是「圳錢」冰箱貼。

深圳那座城市幾乎所有的「槽點」——「搞錢機器」也好,「牛馬之都」也罷,都被一位「深二代」(深圳出生长大、父母為外來建設者)提煉了出來,畫進一個個亞克力板裏,擺上貨架,成了獨一份的「深圳特產」。當別的文創品牌還忙着給城市唱讚歌,他卻畫出平安金融中心頂樓那個流着淚舉「快逃」牌子的打工人,把那座城市的壓力和自嘲,變成一份可以帶走的紀念品。

外地遊客把它們當作「深圳手信」,當地人把它們當作「身份認同」,而那些東西都是來自同一個品牌——珍強士多。誰在做這些東西?是一個1993年出生的「深二代」,叫陳維榕。他從小就愛畫畫,考入美術學校,卻覺得素描實在枯燥無味。畢業後輾轉幾家自媒體公司,畫過心靈雞湯漫畫,也畫過情趣用品的科普插畫;自己創過業,做企業博客,也做手機殼網店,結果是都失敗了。

反倒是在上班時間「摸魚」畫的東西火了。2018年一篇名為 《深二代:要不要过来一起做个深圳人?》的條漫(Webtoon,採用直向單欄排列的網絡漫畫),講「深二代」的身分認同,講拆遷文化,講文化交融⋯⋯畫風不精緻,內容也不深刻,但就憑一種「深圳煙火氣」創下了40萬閱讀量。陳維榕謙虛道:「當時(互聯網上)缺深圳的內容,缺一個喜歡搞笑內容又會畫畫的,在深圳長大的人。」

後來,他的一條漫畫的廣告費用,已經高過一個月工資。於是,他憑藉「阿珍與阿強」IP繼續講深圳故事,並再次選擇創業,在2024年創造了「珍強士多」。阿珍和阿強的名字來自香港著名導演周星馳的電影——陳維榕總覺得,星爺電影裏那些草根打拼、不卑不亢、堅持夢想,跟在深圳打拼的人很像,「對未來有無限憧憬,靠着想在深圳發家的理念一直堅持」。

我在上班時候,公司的公眾號沒做起來,結果自己的公眾號反而給做起來了。人生就是這樣,越想掙錢越掙不到;按照自己興趣做出來的東西,反而很多人喜歡。

香港經常被嘲為「文化沙漠」,深圳同樣如是。人四面八方湧來,賺到錢後又回家,湖南話、江西話、客家話、潮汕話充斥着深圳堵滿了電動車的街道;他們建起一座座摩天高樓,創造一個個科技神話,但卻找不到任何一個「搞錢」之外的文化標籤。陳維榕卻認為,「他們說我們沒有文化,說的只是歷史文化。而我們說的文化,是人的精神文化」。

「深二代」就是深圳有意思的文化之一。兩個「深二代」初次見面,第一句總是「你高中哪兒的」——這不是閒聊,而是身份確認、朋友圈定位,甚至成長背景的快速掃描,堪稱「深二代」專屬社交暗號,或許也是「深二代」在那座看似「沒有根」的城市裏,尋找身分認同和個人歸屬的方式。陳維榕精準捕捉到這一點,手繪了深圳300多所高中學校的冰箱,結果在迎春花市中「賣爆」。那一刻他無比確認:「深圳人對深圳的情感是很深厚的」——就算所有人說那是「來是為了走」的城市,仍然有人留在那裏,把它當作家鄉。

他用幾個關鍵詞概括深圳的文化:多元、包容、上進、務實。但他覺得最準確的詞是「煙火」,「你在高級寫字樓出來,走進城中村,那種反差,就是深圳的煙火。」他認為深圳需要創造自己的文化符號,而不只是等着被發現,「因為深圳的文化就是被創造出來的」。那些被外界嘲笑為「沒有文化」的東西——移民文化的混雜、城中村的混亂、打工人的疲憊,在他眼裏,恰恰是深圳最真實的文化底色。

深圳的打工仔也算一種特產——量大、優質,很符合特產的定義。

深圳的務實創業精神也深深影響着陳維榕。在北方城市,陌生人可能會在街上、咖啡店隨意搭話,但深圳不行,「如果沒有實際性目的,不是帶了項目來,誰願意搭理你」——這是深圳的特性「效率至上、利益至上」。陳維榕坦言,「沒有深圳這個環境土壤,我不會做文創」,深圳有遊客,有年輕人,有創新活力,文創是他在家鄉梅州不會思考的事情。他想做的不只是深圳文創,更是深圳文創品牌。

儘管這麼說,他創業的出發點也只是「情懷」。談到營收,他毫不迴避,「做到現在只能說是保本,發發工資,覆蓋生活費」。他坦言深圳市場不大,熱門景點更是有限,周邊產品買了一個就不會再買第二個。因此,他還要靠商場快閃店、企業年會定制、品牌聯名等B端收入。未來,他計劃將品牌拓展到大灣區其他城市,「要花更多時間了解城市,找到獨特的點」。被問到如果有一天不賺錢了怎麼辦?他回答得很乾脆:「那就只能打包賣掉。」——這或許就是深圳人的務實——做情懷的事,但不把情懷當飯吃。

陳維榕的「深圳特產」,自然也出現在作為「城市文化名片」的南頭古城裏——一個人在做的事情,和一座城在做的事情,在一個地方相遇了。陳維榕把「圳錢」、「打工」變成了深圳特產;南頭古城則被當作深圳「髒亂差」代名詞的「城中村」,變成了複合式文創街區——古蹟旁是設計師買手店,祠堂斜對面是精品咖啡,他的作品就掛在某個文創店二樓的牆上,和這座城市的歷史與當下共處一室。前者從產品端證明「缺點可以變成符號」,後者則從空間端證明「缺點可以變成土壤」。

南頭古城不是一座普通的城中村。它承載着近1700年郡縣變遷史,被譽為「粵東首府、港澳源頭」,曾是深港澳地區同宗同源的歷史之根。992棟建築,以村民私宅為主,多用作出租用途,產權關係「剪不斷,理還亂」。改造前的南頭古城,和深圳遍地開花的城中村沒有兩樣。深圳有超過1,700個城中村,住着超過700萬人——相當於整個香港的人口。居住密度大、基礎設施破舊、環境品質不高,抬頭低頭都是安全隱患。1990年代起,市、區兩級政府多次有意改造南頭,但因缺乏商業利益驅動和文化保育限制,始終無法推進,成了橫亙20餘年的難題。

一個千年歷史街區變成了城中村,成為了「文化沙漠」最直接的證據。轉折發生在2017年,第七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以「城市共生」為主題,將南頭古城作為主展場,將「城中村」這一長期被邊緣化的空間,推向了城市研究和公眾討論視野中。南頭古城項目負責人黃楠告訴《香港01》,雙年展讓政府意識到,城中村不一定要被推平,也可以通過改造保留下來。

2019年,南山區啟動南頭古城改造計劃,邀請萬科操刀。作為住宅和地產企業,萬科並無成熟的相關經驗,項目亦「無利可圖」,黃楠稱之為城市責任,是「硬着頭皮接下的作業」。她直言,在規劃指出特別深度考察了三個香港項目,大館、PMQ元創方和南豐紗廠,南豐紗廠的啟示最深——其展覽主題與紡織廠的歷史功能呼應,讓團隊確立了「在地文化」的內容方向。

改造定了兩條硬底線:「風貌不破壞,民生不脫節。」改造面積控制在全村三分之一以內。風貌上,黃楠堅持不做仿古街、不做假古董——省級文物用城牆材料修繕,清末磚瓦房按「二水歸堂」的廣東民居做法修復。城中村佔比超過95%的村民自建房,雖無歷史價值,但「這40多年也是歷史」:村民愛用的馬賽克、水刷石、瓷磚,改造時用好的工藝重新呈現。黃楠說:「不同年代、不同材料,但遊客站在街區裡感受到的和諧統一,這個就是設計的功力。」

一期改造涉及290棟房屋,採取「成片」更新方式,清空圍蔽後10個月完成,2020年8月深圳特區40周年當天開街。二期則換了模式,在居民仍生活的背街小巷裏「插花式」一棟棟改,噪音灰塵處處干擾,施工時間壓縮至工作日上下午,中午需停工讓居民午休,傍晚六點必須結束,效率極低。更大的轉變是「民心」,一期由運營方逐戶談判說服,二期改為近200棟房屋的業主主動報名,最終只挑了不到90棟,總改造規模維持在全村三分之一。規模的控制——是「共生」必要的條件。

黃楠反覆強調,改造最難的不是設計,是運營和協調社會關係——首個階段就有350棟樓房要改造,要跟數百個業主談判,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居民、遊客與辦公三類互相衝突的人群需求。在她看來,共生與包容,本是深圳的城市精神。

黃楠用「三個三分之一」概括南頭古城的業態結構——傳統文化與非遺、新銳原創品牌、居民日常消費各佔其一。她特別警惕上海田子坊的前車之鑑:那個街區最初因藝術家入駐而有了文化氛圍,但居民看到商機後「誰給的租金高就租給誰」,最終淪為低端旅遊化,「一條街上10個賣大白兔奶糖的」——這正是中國無數仿古城、仿古鎮近年來最被詬病的問題。南頭的實踐證明,文化與商業從不對立,獨特的內容反而吸引更高消費意願的人群

六年過去,南頭古城交出了一份不俗的成績單:年均訪客超千萬人次,每年舉辦各類文化活動逾百場;它不僅成為多地舊城改造的借鑑樣本,更讓城中村真正進入城市治理的主流視野。至於南頭的成功能否複製?黃楠認為,關鍵在於三個要素的齊備——政府投入公共設施保障、價值觀與能力匹配的運營主體、居民房東的集體共識。這也正是南頭一路走來堅持的「政府主導、企業實施、村民參與」三方共建模式的核心。

回到最初的問題:深圳是文化沙漠嗎?陳維榕的答案是「煙火」,黃楠的答案是「共生」。一個把城市「槽點」變成搞怪的文創,一個把城中村變成文藝的生活街區。他們在做同一件事:把那座城市被嘲笑為「沒有文化」的東西,變成可以被捕捉、被享受的生活瞬間。深圳精神,或許就是總能從貧瘠的土壤裏、從不起眼的角落裏,生長出自己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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