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指揮家江靖波 美來自於目的之純粹

對江靖波而言，音樂是生命中唯一無法捨棄的存在（圖／樂興之時管絃樂團提供）

這個世界不缺天才，也有太多太多自小就在各領域展露極佳天賦的孩子們，被視作明日之星；但是，真正決定這些人能否攀向登峰、抵達非凡的，往往並非天賦，而是大家聽膩卻無比重要的老掉牙——努力。

努力才有機會兌現天賦，而天賦，則將付出努力的個體帶往更高的天空，事實上，天賦與努力缺一不可，是相輔相成的，「表演型態的藝術工作者必須要有天賦，但是缺乏足夠努力注定曇花一現」，自小就被視作天才，如今早已開花盛放的台灣名指揮家江靖波，就是將「天賦與努力」視作同等重要的指揮家。

江靖波繼續說：「以我而言，無論是小提琴或是指揮工作，真正下過努力的基本功，就像騎腳踏車，已經是身體本能了，是丟不掉的，但是，這樣的基本功要能成為身體本能，得付出相當長時間的努力，否則，天賦很快就用完了；而當一個人擁有天賦並且心智成熟時，就會察覺自己的努力是還不夠的。」

而當我們回看江靖波的「天賦與努力」，會發現還有許多伴隨在生命經驗當中的諸多抉擇過程，江靖波的話是這樣說的：「不確定我走上音樂的路算不算是歪打正著，或是一個偶發的必然。」

江靖波自小就是大家眼中的天才，三、四歲時手拿一把小提琴，聽見一段旋律，立刻就能複述，顯而易見的天賦。而在最一開始，在兌現天賦之前，江靖波有一個非常支持自己的母親，江靖波說：「我這樣說似乎有點武斷，但感覺傳統東方家長對於自己的小孩，比較有屬於他們自己價值觀的規劃；我的家長不是，是非常開放的，讓我自由發揮。」

後來，五歲的江靖波，在美國芝加哥待過一年，第一次看見了更廣闊的世界；回到台灣之後，國小就讀光仁小學，即便是音樂班，也是和所謂的普通班混合，班上一半的小孩學音樂，另一半則不，也因此，在幼年階段，江靖波的生命不僅限於音樂，更持續摸索了自己對於各項學科的興趣。

江靖波一直也是熱愛科學、物理的人，直升了光仁中學之後，甚至有了高中要攻讀理組的念頭，但就也是國二、國三的兩年暑假，江靖波有了關鍵性的轉變。

「當時，我跟著從美國回來的老師舉辦的歐洲夏令營，去到了德國，跟著當時首屈一指的阿班貝爾格弦樂四重奏(Alban Berg String Quartet)一起生活、學習、排練，最終演出，打開了我在音樂上的眼界，也對未來的想法產生了改變，決定繼續學音樂。」

接著，江靖波高中唸音樂班，後續考上了當時還叫做國立藝術學院的北藝大，唸了一年半之後，意外接到南加大德裔小提琴老師的越洋電話，誠懇地邀請江靖波前往就讀。

回看江靖波在求學階段，「移動」的概念是重要的，幼兒時期在美國芝加哥，中小學階段回到台灣，中途一度停留在歐洲德國拓展音樂視野，然後前往了美國洛杉磯。

無論是「西方」與「東方」的交會，又或是物理學科的「理性」與音樂藝術的「感性」碰撞，這些面向的來回移動，都逐步交織成江靖波複雜且有縱深的人格特質；但是，如此廣泛的興趣——例如，江靖波在南加大鑽研音樂時對於物理的興趣其實也尚未止息，甚至試圖雙修神經科學的學位，在這裡，肯定會有一個延伸而來的提問，是必須對於「音樂能否就是唯一」的思考，做出真正的回答。

江靖波嚴格審視了這個問題，並要求自己得在最客觀的情況下做出判斷。某一天的夜深人靜，江靖波知道這個時刻來了。

「這世上有沒有一樣東西，假如我不再能夠擁有，我會覺得活著索然無味？」江靖波問了自己這個問題，同時，他認為每個人都該去問自己這個問題。而江靖波的答案是，只有音樂，「雖然其他領域我也有興趣，可能也還算有領悟力，但就僅止於興趣，惟有音樂是沒辦法在生命中捨棄的，我心知肚明。」

從此，江靖波心無旁騖，一路攀向音樂的登峰造極，直到現在，毫不後悔。

理性與感性，興趣與工作——美來自於目的之純粹

從上文來看，江靖波在許多層面上是理性的，包含求學階段對於理工科的濃厚興趣，並試圖主修神經科學，是擁有縝密的邏輯思考；然而，雖然藝術也包含了工具、方法、研究等從理性出發的討論，但是，許多時候，它可能更多地是蘊含著感性上的理解與共鳴，是來自於一種更深層的對話，姑且稱作靈魂的交流吧。

身為一名指揮家，江靖波認為這是「理性與感性」均和工作。「理性上」，身為一名指揮家，江靖波藉由讀譜、和聲上的、對位上的、曲式學、配器法等分析結構工具，嘗試揣摩作曲家的意圖，又或是，對於特定時代的演奏方法、生活背景的考古研究，從知識層面的方法去盡可能地接近作曲家當下創作的心情；「感性上」，身為一名指揮家，江靖波認為最重要的層面，就是雙方（作曲家）的靈魂如何對話與交流，而這並不抽象，也並非玄學，這可能就是藝術的本質。

江靖波說：「大家只要想像，讀一本已逝作者的小說，一定會有那個時刻，是透過文字，你心裡有個聲音會是，『我知道作者要（想）說什麼，我感同身受』；或是，大家看一張照片、一部電影，透過影像人物的眼神，你不僅認識了那個人的靈魂，同時也知道創作者的表達，這是超越時空的，我覺得很美妙。」

江靖波繼續說：「光是這個過程，其實不只是指揮家，所有演奏層面的音樂家設法詮釋作曲家的作品時，嚴格來講都必須經歷這些混雜『理性與感性』——或許我更傾向說，是有直觀性和邏輯性的過程。」

身為一名指揮家，比起操作單一樂器的演奏家而言，江靖波嚮往的是，從更複雜織度的聲音環境中，發揮創造性的影響力——當江靖波的腦中得以清晰地聽見、看見那個龐大的聲音載體最終長成的模樣，再透過排練、肢體語言、口語轉述等方法加以形塑，「這就是一件有趣無比、挑戰無比，且充滿吸引力的事，我對指揮充滿了好奇心，指揮也就是這麼一回事」，江靖波說。

指揮家 —— 江靖波（圖／樂興之時管絃樂團提供）

然而，無論是理性的研究，又或是感性的共鳴，在這個「試圖去接近作曲家」的過程之中，會有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無法完全抵達那個百分之百的理解，中間一定參雜了個人的詮釋與個人的生命經驗，尤其所有個體又是如此獨特；因此，在這個「當我們的目的是渴求接近原作者，但卻非常清楚幾乎是不可能」的狀態之中，江靖波是如何將自己代入那個位置，同時從個人出發進而指揮團隊？

江靖波說：「確實，但以我來說，我仍會將『作曲者的意圖』放置最優先的位置，而我要不要依據前往不同國家、地區、文化、美學所產生的差異性去做出每場演出的調整呢？我也並非僵化而不去因地制宜的指揮家，這當中永遠都會需要做出決定；然而，這就像是極限運動家，每一次的冒險與挑戰，心裡只要有百分之零點一的懷疑都可能摔死；音樂也是，任何一場演出、任何一個時刻，你都必須是百分之百的支持、代表著你做的那個決定；也說不定，在某個未來你會懷疑這個決定，但是那個此刻與當下，就是我的決定，這樣的音樂才會有說服力。」

於是，就也在好多次才氣縱橫的演奏當中，江靖波察覺了自我的一種無我狀態——作為一名指揮家，成為了一個中空的管道，「我不是在指揮了，而是音樂透過我這個管道流洩出去，我不知道是否可以上綱到『無我』的境界，但我猜想，或許某種程度人們說的『無我』，可能就是這樣吧」，江靖波說。

而從學生時代的興趣，至今為止音樂儼然已成為了理性與感性的工作綜合體，對於江靖波而言，這是永無止盡的，甚至是，永遠不可能被滿足，永遠有能夠更好的反思，如此才能持續向前；當然，在這當中還有一個我們不能忽視的提問是——當興趣轉換成工作，可能純然不再是喜歡與否，而是在職業化的那個過程當中，可能產生的變化或是雜質。

「美來自於目的之純粹」，江靖波說這句曾在南加大圖書館看見的話，是他的萬靈丹。

江靖波說：「我可能天生喜歡同時做好幾件事，也和我做指揮工作有關係，但是這句話一直讓我持守在某個範圍內，至少目的必須是純粹；假如，我在藝術上的追求不只是藝術，還包含了利益，那目的就不純粹了；假如，我交朋友是圖人脈，那這個人際關係就不純粹了，面對所有事物，我覺得這句話都非常重要，終身受用。」

在這一路的追求，江靖波碰上了所有人都會遇到的灰心與挫折，這個社會，很多時候的運作、很大成分的結構，也並非良善且單一；而無論是興趣與工作的拉扯，或是藝術與利益的困擾掙扎，又或是詮釋他者與面對自我的指揮精神，就是這個「美來自於目的之純粹」，支撐了江靖波走到了現在，並且度過、超脫於現實面上的所有煩心。

最終，江靖波想做一個純粹的人，成為追求純粹之美的藝術家。

在追求純粹之美的路上，江靖波無論國內外的履歷都是戰功顯赫。例如，兩度獲得全國音樂比賽小提琴獨奏以及室內樂第一名；曾與多個國際樂團合作，包含義大利維洛納歌劇院樂團、以色列交響樂團、墨西哥國立交響樂團、德國哈勒國立歌劇院樂團、哥倫比亞波哥大愛樂，並成為希臘樂團Thessaloniki State Symphony Orchestra首席客座指揮等等，自小跟著江靖波的「移動」的概念，加諸後來的職業生涯，讓江靖波和許多音樂人一樣，成為了一個「世界人」。

但是，江靖波選擇深耕台灣，從西方世界豐沛的交響樂環境歸來，以台灣這片土地作為基地出發，1998年在台創辦了樂興之時管絃樂團。這個回到台灣而非留在國外的決定，江靖波最原先的初衷，是希望能夠為台灣做點什麼，對台灣的音樂環境付出正面貢獻。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走過台灣許多地方演出，包含阿里山、日月潭等戶外場地，並自2002年的每年年終，在台灣都以演奏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作結，也就在這一年，江靖波在德國法蘭克福舉辦的「Sir Georg Solti指揮大賽」中，成為入圍準決賽十二人當中的唯一亞洲人，並獲得銅牌。

江靖波說說：「會從台灣前往德國比賽，當時我想證明的是——我在台灣深耕，但是同樣有能力獲得國外肯定，我想說的故事是，我的基地在台灣，而不是在歐洲，不是偶爾回來台灣露臉、演奏而已。」

而影響江靖波深遠的事情，發生在他回國的那個晚上。

江靖波繼續說：「當天，我的樂團在雲嘉南的沿海社區活動中心表演，下了飛機之後我直接過去，大家在演奏了，我摸黑進去。而當我看著自己的團員，即便我不在台上，他們仍盡心演奏、恪守本分，尊重與專注，在那個當下我覺得，那才是一個踏實的、真實的場景。」

在國外比賽、當客席指揮，無論擁有如何風光的時刻，對比江靖波那晚當下的眼睛，都像是片段的過眼雲煙，只是生命中的點綴，對於江靖波來說，真實就是腳下踏著自己的故土，然後藉由超越語言文字、地域疆界的音樂，去傳遞情感，去向全世界溝通。

在那之後，不只是樂興之時管絃樂團的經營，江靖波也曾在2010年帶著布農族青年前往南非，後續則在2020年至2024年，擔任臺灣國樂團音樂總監，雖然，西方交響樂與東方國樂的差異從編制、樂器、內涵、精神等面向都不盡相同，但也因為江靖波不願僵化所產生的空間彈性、自小吸收東西方文化的養分，乃至於職業化後試圖從東方小島放眼世界的企圖，都讓江靖波揉和了兩者，走到了現在。

樂興之時「人生七章 樂聖終章」年終祈福音樂會，將臺灣土地的生命探索與貝多芬的大同願景交織成精神禮讚。(圖/樂興之時管絃樂團提供)

而不只在業界、演出的努力與實績有目共睹，江靖波也在東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同時也審定了《神童之父提琴教學之根本探索》、翻譯了《平均律如何毀了和聲: 又干你什麼事?》等書籍，從產業到學界，都展現了相對應的熱情與貢獻，努力向外發展的同時，做到扎根的培育。

不過，台灣的音樂產業當然也有其需要克服的困境，以及其遺憾，例如古典樂普及化的程度不若歐美世界，在台灣，對於「看表演、聽古典樂」普遍上仍視作有相對門檻的娛樂活動，而非柴米油鹽的生活必須。

江靖波說：「雖然樂興之時的青年團培育出來的年輕樂手，至今超過五十個人在國內外的職業樂團考上了全職職位；但這三十年來，我總覺得做得還不夠多，能夠正面貢獻的也還不夠多，台灣的古典音樂到目前為止，也成為了一個相對消費偏高的事實，這和我去過的希臘、墨西哥州等地非常不同，也是我對這個環境目前的一個遺憾吧。」

「但是，我的家是在這裡，雖然這個家有很多問題，但難道因為這樣就逃離嗎？」這是留下來的江靖波，對於故鄉的情深與決心；而我們有理由相信，若干年後，江靖波還是會在這片土地上，積極地做一個追求純粹之美的藝術家，就和那些直通人心的音樂一樣，是純粹而且深遠的。

（本文經臺北文創授權轉載，原文 刊載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