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福苑問責．01觀點｜良心何安？初心何在？

去年宏福苑火災造成168人罹難，隨着獨立委員會調查報告出爐，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10月29日）率領七名司局長向全港市民鞠躬致歉，及後六名相關政策局局長亦再於不同場合表達歉意。然而，社會普遍認為最難辭其咎的兩名官員——即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還有已請辭的原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卻未有跟上問責團隊的步調。

無論是何永賢在請辭聲明中的表述，抑或是楊何蓓茵在接受訪問時的解說，全都引發了社會熱議。相對於苛責個人，這些討論更多是在叩問這些問責官員的從政初心和政治責任。

獨立委員會報告用了極度沉重的字眼，痛斥政府各個部門存在系統性缺失，包括安全規則的違反、規管制度的漏洞、執法態度的鬆懈。報告又嚴正指出，如果涉事公務員能夠恪守職責、積極跟進，「有可能在火警發生前糾正私營各方的危險行為」。換言之，這場全港同悲的慘劇，並不只是商家貪婪或工人失誤所致，更加是官僚怠惰和監管疏漏的結果。

在此背景之下，作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如何置身事外？可是，縱觀這位局長在特首致歉後幾次會見傳媒的表現，大家似乎感受不到她是共同擔責的局中人，而更像是超然物外的仲裁者，能夠非常冷靜地向公眾闡釋二級調查機制、紀律聆訊程序以及相關法規的運作。這固然相當專業；然而，宏福苑火災並非一般事故，而是一場嚴重的集體創傷，公眾苦等一年之後所需要的，就不只是完全抽離的技術說明，而是一定程度的與民共情。

更令社會譁然的是，楊何蓓茵一再搬出國際競爭力年報、政府效率排名，極力強調「整體公務員依然優秀盡責」。局長也許是想藉此穩定公務員士氣，但在普羅大眾耳中，卻像是在「防禦」、「抗辯」、「護短」，並沒有真正「以民為本」地審視自身責任。這種技術官僚的冷漠，同樣可見於何永賢的請辭聲明當中，公眾看到的更多是一種「自我開脫」。

獨立委員會報告批評房屋局轄下獨立審查組（ICU），在監督宏福苑維修工程中存在多項問題，包括缺乏危機意識、規管疏漏、系統性盲點及執行不力，應為火災負上較大責任。何永賢率先請辭承擔政治責任，但隨後發表的聲明，卻沒有任何一句致歉說話，反倒用了逾半篇幅回顧任內舉措。這種像是「榮休」而非「引咎」的表述，同樣引起廣泛困惑。

現代政治倫理當中，「政治問責」絕不是一種優雅體面的退場方式，更不是一句「願意承擔」就能換取一身輕鬆。廣泛而言，是指問責官員的分內應做之事以及當他們沒能盡職履責所應受的譴責和懲處。它的最大意義在於深切反思之後，能夠以超越個人利益的姿態和視角，直面傷害的造成、看到自己的不足，從而向公眾表達發自內心的慚愧。這種歉意不但不會抹煞官員的付出，反而會讓社會看到他們願將人民生命置於個人聲譽之上的情操。

兩位局長或許懷抱服務社會的宏願，但既然身處權力高位、享有高薪厚望，就必須對自己權柄管轄下的生民福祉負起全責。宏福苑的無情烈火，當然不是他們親手點燃；承建商的偷工減料和貪贓枉法，也絕非他們所指使；前線監管人員的層層疏漏和互相推諉，更加不是他們所樂見。可身，身為主事官員，如果能更早洞悉系統性的監管缺失，如果能更嚴格要求屬下防微杜漸，如果能更致力堵塞制度漏洞——大埔宏福苑那1,984戶居民，今天是否就不用痛失至親、流離失所？過往落實過多少政策是一回事，但永遠無法抵銷一場因官僚麻木而未能阻止的滔天巨災。這正是「政治問責」最沉重、也最無可迴避的初心考驗。

可惜，綜觀兩位官員的應對方式，着實與社會主流期望有所落差。《孟子》尚云：「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但今時今日，面對自己職權管轄範圍之內、因為下屬怠惰、疏忽、推諉而造成的重大傷亡事故，難道她們的良心完全不會痛嗎？

事實上，她們已非首次引發公眾非議。何永賢不乏離地言論，例如形容青年過早輪候公屋是「扭曲自己人生」，無視置業主導的房屋政策如何令人無法安居；又指新界居民舟車勞頓出入青山公路是「洗滌心靈的快樂旅程」，看不到打工仔們為此付出了怎樣的時間代價、交通成本和精神損耗；而在天恩邨收樓悲劇過後，即使各界對於房屋署僵化執法多有質疑，但她依然力撐署方職員「情理兼備」，顯然對程序的苛刻缺乏應有的體察和自省。

楊何蓓茵也是半斤八兩。去年政府物流署被揭耗費半億元公帑購買冒牌水風波，及後檢討採購機制專責小組報告和紀律調查報告指出，部門普遍存在欠缺警覺性、判斷力、分析能力等問題；而當特首李家超確立時任物流署署長陳嘉信被撤回勳章是作為部門首長所應承擔的「處分」時，楊何蓓茵卻公開堅稱「技術上非懲罰」，甚至說「不同人有不同觀感」。那種「不同調」的姿態，幾乎把自己當成了「局外人」，嘗試對外傳遞一種相當扭曲的信息：特首的定性也只是「個人觀感」，無法撼動官僚的「法定制度」。

無可否認，這種價值取向和思維慣性的形成，與港英殖民政府所遺留的管治文化息息相關，她倆也不過是特殊時代的典型產物。英國那套文官制度，講究恪守程序才能維持高效，但也習慣了「依規行事便無責任」的教條，容易將立體的治理簡化成為僵化的條文，使得官僚體系愈加無法感知人民疾苦，更加無法站在政治高度看待治理大局。反觀中國治理邏輯，向來強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但要求領導幹部時刻展現「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的自覺，還有直面問題的勇氣、超越小我的胸襟、毫不避責的擔當。

特首李家超日前率領司局長鞠躬致歉，打破了永不認錯的官僚民思、重塑了敢於擔責的問責文化，社會各界也因而給予了較為積極的評價。然而，一個健康的問責制度，絕不可能只靠行政長官的政治魄力來支撐，更不可能容許個別局長在關鍵時刻掉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