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亞若猝逝後　蔣經國日記裡的神祕女主角牛楙樁【書摘】

「蔣家血緣未解之謎」新書發表會14日下午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台北市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暨作者黃清龍（圖）出席。（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網站）故總統蔣經國早年在江西與章亞若的交往、章亞若雙胞胎兒子的身世，一直是坊間熱議話題。章亞若生子到猝逝，蔣經國日記很多日數被撕去；章亞若死後，他的日記裡密集出現一位女性的名字——牛楙樁，他經常寫信給她，與她出遊暢談便心情大好，甚至接她到家中養病，還擔心旁人揣度兩人關係。這位女子後來嫁給中共地下黨員、擔任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經濟學者陶大鏞。

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黃清龍曾任中國時報總編輯、旺報社長兼總編輯，繼2022年出版《門裡還是門外？從蔣經國日記再探孝嚴身世》之後，再度深入爬梳蔣經國日記、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等史料，寫出第二本專書《蔣家血緣未解之謎》。蔣經國在章亞若猝逝之後，生活中出現另一個重要女性，中央社取得授權與您分享部分內容。

1942年3月1日，章亞若在桂林生下雙胞胎，隔了幾天（3月6日），蔣經國在日記寫道：「接電報知亞若生二男，心中喜極。」隨後他多次以赴重慶出差的名義，趁便去桂林探望章亞若母子，3月23日記載「清晨到衡陽、晚上抵達桂林。」

但接著3月24、25日連續兩天的日記都被撕毀（這在美國胡佛檔案館叫「Page Missing」，在台灣國史館叫「原始檔案缺頁」），然後是5月17日到23日，5月28日、29日，7月16日、17日，這幾個時間段的日記都不見了。合理推測，就是蔣經國到桂林探視章亞若及雙胞胎，原是他最快樂時光的紀錄，日記卻無故被撕掉了。

到了8月，從8月9日到20日，長達12天的日記都被撕掉。而章亞若是在8月15日猝逝，換言之這段讓他最悲傷最哀痛的紀錄，也失蹤了。

耐人尋味的是，蔣經國自己卻在1954年10月9日「發現」他日記有缺頁被偷撕的狀況，並在1941年的日記本開頭摺頁，用較粗大的毛筆字補記：「 翻看舊日記30年到31年之日記被人偷撕甚多，實為奇事，可能於38年侍父至馬公時被偷 。抗戰期間日記6本當時曾帶在身邊，置於一箱中並未加鎖，且曾有一次赴廈門公差，離馬公寓所有二天之久，想必於此時被偷。雖已不記得其中所記為何事，但絕無愧心事，故於心亦甚安也。」

這兩年失蹤的日記扉頁，都是蔣經國和章亞若戀愛、和方良感情生波，以及章亞若懷孕、生子、死亡的關鍵時刻，是蔣經國當時最快樂、最悲傷，最是刻骨銘心之時。十餘年後，他卻對於日記被偷撕表現得很平靜，表示「不記得其中所記為何事」，且認為其中絕無愧心事，所以感到很心安。

關鍵時刻的日記雖被撕去甚多（極可能是蔣自己撕的），筆者還是在蔣經國日記裡找到他遺落的情感軌跡。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從1942年6月起到1943年3月左右，小蔣日記頻繁出現牛楙樁這個名字。這位牛女士抗戰期間在贛南行政公署工作，擔任蔣經國的祕書，蔣在日記中流露出對牛的好感與愛慕之心。後來她嫁給經濟學家陶大鏞，1949年後改名牛平青，現已高齡104歲，住在北京。

以下是蔣經國日記關於牛楙樁的記載，依時間序摘錄如下：

1942年6月23日記載：「……今日選拔幹員數人，袁世朋、萬光濤、牛懋樁、陳素雲、孫江楓，派赴鄉間擔任鄉鎮長之職務，並且規定今後縣府對於鄉鎮公所每月應有統一之計劃。……」這是蔣日記中首次出現牛懋樁這個名字，之後的日記則以楙取代懋。

1942年11月10日：「楙樁即將離贛，心中依依。楙樁甚聰慧，數年好友一旦分離，甚感痛苦，惟望後會有期。」

1942年11月13日：「楙樁已經離贛，心中感覺甚深，楙樁之態度精神必將使我永遠不忘，願永為好友。」

1942年11月14日：「楙樁信中有語：『勝利的曙光是永遠照耀著您遠大的前程的，千望您不要灰心，更不必消極，保重身體，苦忍一切，去爭取理想的實現。』此語此意深切感人，並應時時警惕。天下人多，但能諒解我者無幾人矣。天下人多，但能同情我者實在不多。近來事業雖有進步，尚可自慰，但個人之生活始終未有圓滿之快樂日子，私生活無快樂之處，只有在事業工作上追求快樂。我個人生活不求 （亦不要） 物質上之享受，但求精神之安慰與快樂。」

1942年12月4日：「今晨車抵坪石，訪會楙樁，坪石之風景甚美，與楙樁同遊長坡亭，暢談一切， 實是數年來最快樂之一日，希望我自己之幸福由今日起 。我佩服楙樁，尊重楙樁，至望楙樁來日能成我之得力助手，共助事業之成功。」

1942年12月5日：「同中正大學數位教授談話之後，覺得教育界工作人員不但無鬥爭精神，而且根本無進取之心理與要求，大家視教書業，皆為吃飯而教書，並非為爭求學問之真理而研究，如此教育，將如何可以救國？將如何可以趕上歐美各國之進步？至於學生，則認為今天在社會上謀事皆靠背景，而不靠學問，所以都不注意功課，而多學交際。此種情形如不設法糾正，抗戰雖得勝利，亦難成功。別楙樁，離坪抵曲江。天氣漸寒，甚為貧人而憂。」

1942年12月7日：「今晨在牀上寫信給楙樁。近來時感孤苦而無人安慰，實難盡用精力於工作之上，甚望近來即能解決生活問題，使一切皆可安心。」

1942年12月24日：「在曲約見楙樁。經過此次談話，更覺其有理想、有決心，有堅強之鬥志。最後囑其在此4年之內，應當安心讀書，因為事業之母為學問。晨離曲江。」

1942年12月26日：「中午在菜館吃飯後，即返虞山廟讀孔明評傳，並寫信給楙樁，勉其讀書。晚間去參觀音樂演奏會，會場中秩序甚亂，節目亦不精彩，少坐後即去。離贛後無時不以贛方之工作與事業為念，近來惟恐各級幹部不能合作，以使工作停頓，甚至破壞。王安石失敗之原因，實值研究。」

1943年1月10日：「回憶當年由莫斯科孤身起程，走失在空山雪野之中，風吹雪打，四顧茫茫，但並無怨恨之心，亦無回頭之念，因為自信天下絕無山窮水盡之時日，亦無不能衝破之難關。理想就是希望，勇氣就是力量，有希望有力量的人，一定不怕人家來干預他來阻撓他，沒有人敢擋在他的道路上妨礙他的生活和行動，絆住他的腳。這種人生存在天翻地覆、狂風暴雨的時候，一定能夠堅定不動，用毅力來支持靈魂的痛苦，爭取事業的勝利。寫信給楙樁。」

1943年1月14日：「傍晚赴招待所訪倪文亞，並遇青年團工作人員，談得不痛快。接樁來信，甚樂。」

1943年1月18日：「上午抵坪，心中異常不安，晚間遇楙樁，未能暢談。」

1943年1月25日：「近日念樁之心甚切，因此而不能安心工作，並想念導江及頌台之病。方良赴曲。」

1943年1月27日：「近來心中甚悶。為解除苦悶，今晚約知友善初、天姿、比得、德聲、重民、秉南、百皆在家中飲酒，明知此舉不一定能安心，且對身體有害，但為解苦悶，不得不如此做。文正來家，稍慰我心。寫信稟告父親關於最近之工作狀況。楙樁已與陶大鏞結婚。……。最近來神志不定，甚憂。」

1943年2月17日：「上午進城，中途遇友數人暢談心事，並至工合醫院訪楙樁之病，中午在家中休息。日日在家，不知家庭之樂，偶然返家，方知樂處之深。」

1943年2月21日：「本應於早晨5時30分趕至新村參加升旗禮，但因久已未得安眠，而又因惰性尚存，致未能按時起身。7時起身，9時過浮橋到工合醫院看楙樁之病，見其甚痛苦，甚感不安。」

1943年2月25日：「晨7時起身，甚感疲倦，數日來皆在興奮中生活，尚不感勞苦，今日忽稍有空閒，即感疲倦異常，且因私事，心中甚苦。 楙樁住在我家中，待之如胞妹，絕無任何其他關係之想念。但在旁人，決不將明我之心，一定另眼相看 ，中國社會之固守以及人心之惡毒，實令人痛恨至極。」

1943年2月28日：「自感精疲力倦，急要休息，但工作益加增多，為求事業之成就，惟有忍受一切，繼續工作。在工作上甚有興趣，但在私生活上則感孤獨，因此精神上之痛苦甚重。楙樁在家養病時，能見面則稍可自慰。」

1943年3月1日：「中午一人在水西鄉沿江散步，桃李花盛開，風景極美，心中甚感暢樂，回家後一人在日光下進午飯，楙樁在旁閒談，甚喜慰。」

1943年3月2日：「昨夜在縣長宴會中飲酒過多，返家後久不能睡，直至2時方睡，5時聞鬧鐘之聲即起身，到體育場上早操，7時主持縣長會議，聽取縣長報告並對各縣工作作總講評，以南康之工作成績為最優。中午返家休息，與楙樁詳談生活學習與工作問題，甚樂。近來生活無規律，工作無頭緒，心中異常不安。」

1943年3月6日：「數日來與楙樁暢談各人之心得與希望，甚感愉快。」

1943年3月11日：「昨夜寫追悼繼春文，寫至早晨4時尚未寫完，即睡。下午接見民眾，心中甚煩悶。楙樁能在工作及文字上盡力協助，甚感。」

1943年3月12日：「今晨4時才寫完追念繼春之文字，全文約2萬字，全部由楙樁筆記，心中甚為感謝，如能常在一起，定能得到其更大之幫助。」

1943年3月14日：「昨夜與方良、楙樁談及過去之生活情形，回憶往事，感慨殊多，久未入睡。」

以上是蔣經國日記1942年6月到1943年3月關於牛楙樁的記載。這段日記記錄了蔣經國在贛南時期，極為特殊的一段心理轉折期。

1942年中到1943年初，是蔣經國人生中極其動盪、情感最為複雜的時期。章亞若於1942年8月在桂林離奇死亡，蔣經國陷入了巨大的孤獨、事業壓力和個人生活的失落中，章亞若的猝死與他對牛楙樁情感的升溫，在時間軸上高度重合，反映了蔣經國當時的精神狀態與情感投射。

根據這些日記內容，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剖析他與牛楙樁的關係：

1942年秋季後，日記中對牛楙樁的記載頻率激增，且情感色彩愈發濃烈，有多次甚至用「樁」作為暱稱，顯示牛楙樁在他心中的地位遠超普通幹部。1942年11月牛氏離贛時，蔣寫道「心中依依」、「甚感痛苦」，甚至說她的精神使他「永遠不忘，願永為好友」，對她有著深度的依賴與依戀。

當時蔣經國正處於「私生活無快樂之處」的低潮，牛楙樁的信件（如11月14日提到的勉勵語）給了他極大的精神力量，直言「天下能諒解我者無幾人」，暗示牛楙樁是極少數能走進他內心的人，可說已有靈魂伴侶的雛形。

蔣經國對牛楙樁的感情帶有一種理想化傾向，他用「聰慧」、「有理想」、「有決心」、「堅強的鬥志」來形容她，甚至說出「我佩服楙樁，尊重楙樁」。欣賞之外，蔣經國曾一度將未來的幸福感寄託在牛氏身上，1942年12月4日兩人同遊坪石長坡亭，他形容那是「數年來最快樂之一日」，並希望「自己之幸福由今日起」。1943年2月，牛楙樁生病住在蔣家養病，蔣頻繁探望，甚至早起趕去醫院，並在日記中坦言「能見面則稍可自慰」。

章亞若去世於1942年8月，而蔣經國在11月、12月的日記中表現出極度的孤苦。牛楙樁的出現，恰好填補了章亞若過世後的巨大心理空缺。他在日記中提到的「私生活無圓滿之快樂」、「近來時感孤苦而無人安慰」，都反映了他試圖在牛楙樁身上尋找情感的出口。

最耐人尋味的是1943年2月25日的記載：「楙樁住在我家中，待之如胞妹，絕無任何其他關係之想念，但在旁人，決不將明我之心，一定另眼相看。」

這段話顯示了幾個訊息：當時兩人的關係確實親密到引起外界側目。儘管他強調「待之如胞妹」，但日記中其他篇章展現的渴望（如：念樁之心甚切，因此不能安心工作），顯然超越了純粹的兄妹情。至於他對社會「人心之惡毒」的憤恨，反映出他非常在意這段關係被外界解讀為「不倫」或「男女私情」，尤其是在章亞若事件剛發生不久的敏感時期。

1943年1月，牛楙樁與經濟學家陶大鏞結婚，婚禮在桂林舉行，當時陶大鏞在中山大學（因戰事遷往廣東坪石）任教，而牛楙樁在離開贛南後前往桂林。蔣經國當時身在江西贛南，並未親自前往桂林參加婚禮，得知消息後曾在1月27日日記提到「楙樁已與陶大鏞結婚。」又說「近來心中甚悶，為解除苦悶，今晚約知友善初、天姿、比得、德聲、重民、秉南、百皆在家中飲酒，明知此舉不一定能安心，且對身體有害，但為解苦悶，不得不如此做」、「最近來神志不定，甚憂。」這類極具情感失落的話語。

蔣經國對牛楙樁的愛慕，在1942年底到1943年初的日記中表現得最為掙扎。他一方面極其欣賞她的才幹，將她視為理想的女性典範；另一方面，在得知她選擇了陶大鏞並前往桂林結婚後，他在日記中反覆咀嚼這份失落感，不斷提到「今日……因私事，心中甚苦」、「在工作上甚有興趣，但在私生活上則感孤獨，因此精神上之痛苦甚重」，記錄了那種「失去靈魂伴侶」的孤寂感。

隨後，牛楙樁更多的扮演了工作助手的角色，她幫蔣經國筆錄了長達兩萬字的「讓我們來接受你革命的銳劍」（追念王繼春之文）。雖然蔣仍感到「如能常在一起，定能得到其更大之幫助」，但情感已逐漸從早期的「愛慕與追求幸福」轉向「得力助手」的定位。

總結蔣經國與牛楙樁當時的關係，可以看作是「在情感極度空虛時產生的、帶有愛慕成分的高密度精神依賴」。對蔣經國而言，牛楙樁是那段黑暗時期的一抹曙光，他曾動過情感上的念頭（甚至考慮過「生活問題之解決」），但礙於牛氏的婚事、自己的政治身分以及社會輿論（尤其是章亞若案的陰影），從日記上的記載來看，這段關係最終定格在「精神知己」與「得力助手」的層次，沒有發展成正式的情人關係。

牛楙樁是什麼人？她生於1922年9月18日，抗戰期間她除了曾在贛南當過蔣經國的祕書，還是個大學生。蔣經國在日記中囑咐牛楙樁：「在此4年之內，應當安心讀書，因為事業之母為學問。」據考證，牛考上的是中央大學，之後她與中大學長、也是中共地下黨員陶大鏞相戀。蔣對牛即將離去，感到依依不捨。

抗戰勝利後，1946年牛楙樁隨丈夫陶大鏞赴英國，在倫敦大學研究兒童教育。1949年後，夫婦響應號召回到中國，牛楙樁改名牛平青。牛平青長期在教育界耕耘，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民盟中央婦女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師範大學職工業餘學校副校長，2021年被民盟中央授予榮譽老盟員稱號。

1949年牛楙樁歸國並進入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後，就改名為「牛平青」。此後正式且唯一的使用「牛平青」作為公職身分和學術署名，在1949年後的所有檔案、教職紀錄、幼稚教育論文以及她作為陶大鏞夫人的公開活動中，全部使用的是「牛平青」。晚年她與丈夫陶大鏞在北京生活時，對於這段往事絕口不提，十分低調，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研究蔣經國早年生活的人，如果不對照家譜或早期檔案，很容易忽略掉這位曾讓蔣經國如此動心的優秀女性。

牛楙樁從未公開解釋為何改名。不過考慮到她曾在贛南擔任過蔣經國祕書的這段「特殊履歷」，在中共建國後的政治環境下，淡化帶有舊時代氣息的原名，使用一個相對中性、進步的名字（平青），或許更符合當時的生存邏輯和身分認同。（書摘由時報出版授權；編輯：王嘉語）115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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