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規劃．拆局｜「金融服務實體」形似神不似　轉型陣痛如何破局

金融業毫無疑問是香港《首份五年規劃》重中之重的焦點。規劃提出五大主要目標，首要任務便是強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設，當中「四中心」排在首位的，正是國際金融中心。

金融向來是香港的傳統優勢產業。國家《十四五規劃》要求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的功能；《十五五規劃》，新增了強化「國際財富管理中心」及「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兩大要求。可以看到，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因應國策細化了相關政策，包括壯大離岸人民幣規模、積極推動人民幣作為政府支付貨幣；為全球主權基金及家族辦公室落戶提供優質服務；優化股票和債券市場以助力更多內地及海外優質企業赴港上市；擴大「股票通」、「債券通」、「理財通」及「私募通」的渠道與額度；推動黃金交易市場建設；以及推動數字資產流動性與創新市場發展等。

細心觀察不難發現，這些措施並不陌生。規劃提及的舉措，大多是港府近年已落實或公布政策的延伸，與其說是重新定義未來五年金融格局的宏觀戰略，倒不如說是既有措施的整合匯總。總體而言，規劃較多篇幅着墨於工具性的行政措施，欠缺具顛覆性的頂層藍圖；對於全球資本流動重組、港股估值體系重建等深層次挑戰，亦未給出根本性的破局路徑。

作為香港歷來首次編製的五年規劃，特區政府首次建立中長期施政框架，其核心邏輯顯然在於「安全可控」與精準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下，特區政府無疑選擇了在確定性領域「求穩」的路線。然而，正因外圍環境已發生巨變，這種戰術修補多於戰略重塑的取態，在回應香港金融如何突破地緣政治與流動性困局等核心命題時，顯得過於克制。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若戰略衝擊力不足，恐更難打破當前悶局。

另一方面，規劃首次明確提出「金融＋」框架，嘗試將金融優勢與實體產業及「新質生產力」深度融合，強調以金融服務創科、航運等實體經濟。「金融＋」的定位偏向產業配套，這對長年奉行「積極不干預」的香港而言，是難得的突破，值得肯定。這多少反映了香港近年受到內地產業經濟發展模式的牽引，但是，香港始終需要因地制宜，不能盲目照搬。

同樣高舉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旗幟，內地與香港的經濟結構大相逕庭：前者主打「製造與全產業鏈」，後者則是「研發與樞紐」，注定了此「實體」不同彼「實體」。香港的「實體經濟」不可能、也不應走回頭路搞工廠製造，而應聚焦創科中游的成果轉化（R&D Translation）、知識產權（IP）融資及高端航運貿易。香港金融服務實體的真正落腳點，理應是善用離岸資金池與融資工具，協助內地及全球硬科技企業進行海外融資、IP定價及全球化布局。

歸根究底，香港金融的核心價值，在於其作為全球交易、流動性與資產配置的超級樞紐。若過度套用內地「金融服務實體」的邏輯，容易將金融業降格為其他產業的附屬工具，反倒模糊了國際金融中心本身的輻射力。再者，香港長期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監管與政策制定往往在「模仿內地產業政策」與「維護國際自由資本規則」之間左右搖擺，導致政策落地時流於「形似神不似」。

一個典型例子是港府推出100億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希望引導市場資本投入五大策略性範疇（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機械人、半導體與智能設備、數字化與升級轉型、未來與可持續發展），預期吸引至少3倍市場資金（規模達400億元）；同時調撥最多25億元優化創科創投基金配對，並強調發揮港投公司的「耐心資本」作用，聚焦硬科技與綠色科技共投。這種操作，正正反映了港府一方面想「引導」，另一方面又想「交託市場」的矛盾心態。殊不知，這100億元的引導基金，若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動輒數百、上千億元級別的產業基金相比，在規模吸引力與槓桿效應上，實在顯得杯水車薪。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給人這種「形似神不似」的觀感，實質上是香港從傳統「自由放任」的地產金融城，邁向「戰略引導型國際創科與金融樞紐」轉型期中，無可避免的陣痛與話語權調和過程。香港不需要、也不可能盲目照搬內地的工業金融模式。這份規劃最終能否奏效，關鍵在於特區政府能否打破「口號內地化、操作西方化」的夾縫尷尬，真正發揮香港無可替代的獨特優勢。

無論如何，萬事起頭難，香港已經邁出了破局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