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蚂蚁】新加坡要的是幸福，还是快乐？

新加坡前外长 杨荣文 9月22日参加彭博社的直播论坛节目时，在问答环节中便被问到： 新加坡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却给人“有钱但不快乐”的印象，为什么？

首先，他提起建国总理 李光耀 的一个提醒：政府可以承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提升教育水平等，但“永远不要承诺happiness”。

然后，他以自己曾领导的贸工部和外交部为例，说这两个部门在公共服务调查中，工作与生活平衡这方面往往表现得很差，但士气却是最高的。

他再总结一句：“有时，不快乐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这段话听在一些网民耳里，似乎是在鼓吹类似“996”这种高强度、长时间加班，忽视生活平衡的工作文化，但往深一层再想，似乎还有另一个矛盾：新加坡信约后段提到三个共同理想，排在繁荣与进步（prosperity and progress）之前的，不正是happiness吗？既然都写进信约里了，为什么李光耀当年反而提醒政府“不要承诺happiness”？

这个矛盾，用华文反而容易解释：李光耀说不能承诺的，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快乐”，信约提到的，却更接近我们说的“幸福”。

一个人可以拥有不错的收入、舒适的住房、安全的生活环境，也可以对自己的人生整体感到满意；但与此同时，他每天还是可能赶着上班、赶着接孩子、赶着完成工作，晚上回到家已经累得不想说话。

这样的生活，可说幸福，却未必时时刻刻都觉得快乐。

反过来说，快乐也不一定等于幸福。一个人当下的心情很好，并不代表他对人生整体满意。

所以，杨荣文说的“不快乐”，更可能是一种新加坡人相当熟悉的生活状态：为了做好一件事情，付出额外时间、承受更大压力，做出牺牲。

夜幕低垂，中央商业区的办公室仍灯火通明。（海峡时报）

工作与生活平衡差的团队，士气为什么还能高昂？或许，他们虽然没日没夜地工作，却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但问题也就来了：新加坡作为一个社会，是不是已经把辛苦视为成功的必要条件？

新加坡建国初期，当然需要拼搏，靠努力、效率和竞争力克服天然资源匮乏的限制，取得经济成就，并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

但如果“不快乐”还在延续着，慢慢变成一种生活常态呢？

有个现象，虽不能直接证明因果，却值得我们想一想。

新加坡的生育率近年来不断下降， 更在2025年跌至0.87的新低 。

当然，生不生孩子是非常个人的决定，也牵涉太多因素，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新加坡人不快乐，所以不生孩子。

但如果一个人已经被工作和生活压得喘不过气，连自己都快照顾不好，对于养育下一代，多少也会有几分犹豫。这未必是有意识的抗议，却可能是某种本能反应。

如果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延续给下一代，那我们也是时候思考，成功对新加坡来说意味着什么了。

这不代表政府必须保证每个人每天都开心，因为快乐本来就不像邻里购物券，是政府可以发放的福利。

但政府可以做的，是尽量打造让人有机会追求快乐、也有空间过自己生活的社会。

今天的新加坡父母，有多少机会带孩子出游？（海峡时报）

新加坡独立61年多，取得了繁荣与进步。也许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想想“幸福”两个字的含义：

是赚更多的钱、住更大的房子、在国际排名中名列前茅？

还是努力工作以后，晚上还有力气陪家人吃饭；年轻人不再觉得结婚生子需要放弃半个人生，人们的生活还有时间留给朋友、兴趣，以及自己？

答案当然不止一个。因此，杨荣文虽说：“不快乐有时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我们应该讨论的，却是：如果社会必须长期依靠“不快乐”换取成功，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计算成功的代价？

毕竟，一个国家的成功，不只在于取得多少繁荣与进步，更在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是否觉得这种生活值得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