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黃之鋒認罪——依法審判符合法治精神

香港自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後，開始實行「一國兩制」。然而，有150年歷史殖民地的香港，因制度之爭，回歸後多次出現港人大規模上街抗議遊行。如2003年7月1日，香港爆發了約50萬人上街的七一遊行，抗議特區政府推動《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立法；2014年香港學生組織佔領中環，要求2017年香港舉行真普選；而2019年爆發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導致號稱百萬人上街遊行，是歷來最嚴重的一次衝突。街頭暴力導致許多年輕人被捕，黃之鋒則是多次社會運動的「街頭領袖」之一。

鑑於港府管治在香港面對極大挑戰，中央政府於是在2020年6月30日起實施《香港國安法》，以維護國家主權、人民財產等安全。日前，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被控於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日期間，與他人一同串謀，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而被控上法庭。黃之鋒9月2日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認「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後，法官雖延後宣判，但刑期已無法逃脫，只是長短之事。黃之鋒目前也因參與香港民主派「35+」初選，干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在服刑。

黃之鋒今年30歲，2012年嶄露頭角，年僅15歲的他當時領導了一場學生運動，反對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課程。隨後，他在2014年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佔中運動」中成為最受國際關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多次登上西方雜誌封面，並成為Netflix紀錄片《黃之鋒：熱血青年vs超級強權》(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的主角。

回顧2019年7月、8月的香港街頭運動，筆者8月初剛好在香港參加「世界閩南文化節」，目睹香港周末連續示威，電視台即時現場轉播。筆者所住酒店面對維多利亞港，8月4日凌晨3:00，維港雖然寧靜，但旺角街頭卻一片騷動不安，香港警方出動鎮暴警察驅散示威者，東方明珠聲譽不斷在受損害。

當時，筆者有感而發，用文字寫了在港的所見：「魅力的香港，律動的城市，維多利亞兩旁大樓高聳，脈動的四面八方交通，市民生活還是如常；然而，香港的政局，卻出奇的混亂，猶如維多利亞港上空，一片朦朦朧朧；昨晚至凌晨的街頭騷動，鎮暴警察唯有執法加以驅散；港府雖不斷譴責，卻束手無策，市民的訴求，港府缺乏有效溝通，也沒有提出解決方案，看來示威還是繼續；因為警方沒有反對申請遊行，香港，你雖是安全，卻失去靚麗形象……」

香港回歸後，既沒有強勢政府團隊，也沒有民選官員壓陣，推行政策時欠缺民意支持，導致社會深層次矛盾難以化解。而支撐經濟發展的行（產）業缺乏多元化，年輕人就業機會面對更大的競爭，甚至困難疊加。在像黃之鋒這樣的青年號召下，部分青年人不分青紅皂白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爭取民主自由、參與遊行來引起更大注意，是一些人的心態。即便觸法自身也未知。

新加坡與香港有類似的歷史、文化，兩城既競爭又合作，都是國際化城市。筆者就香港青年/大學生上街遊行抗議事件問新加坡大學生有何看法？會否在新加坡參與類似示威？一名大學生回答我:「如果自己有一份好的工作，只有傻的人才會去參加示威。而香港青年找不到好工作」。回答雖有點「功利」，但從這裏可以看出問題的癥結所在。年輕人意氣風發，沖勁十足，各國政府都應更加關注年輕人的就業問題。

香港雖已實行《國安法》，但特區政府不但繼續沿用普通法，還有《基本法》。《國安法》是中央的法律，雖施行已多年，香港社會/港人需要時間去適應，無法一蹴而就、馬上到位。

9月11日，被香港法庭裁定「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的香港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及鄒幸彤，分別判入獄五至七年不等。法官依據法律條文而作出裁決，體現了香港的法治精神。無論是黃之鋒犯案，還是其他港人案件，都須回歸到司法層面，由法庭審理，才能避免人治色彩。法治與法制是香港的核心基石之一，而保障疑（罪）犯的權益，尊重法庭的判決，才能體現香港法律體系的完整。

作者陳文坪是新加坡時事評論人，關注新加坡、馬來西亞、大中華地區的政治時事和經濟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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