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議員過多論」何以引共鳴？

第十一、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屆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近日接受《香港電台》訪問寄語議員盡責、盡力、盡心工作；她又引述朋友意見表示：「90個議員要好多錢，60個不用這麼多錢；我覺得有些道理，不過我沒有能力改變或者表達任何意見，因為我已退出政壇。」這位政壇元老的「無能為力」，瞬即引發不少共鳴。事實上，除了「議員數量過多」，坊間不乏提倡議會改行「義務制」、「全職制」的聲音。這種訴求背後，是整個社會對於議會精英能否克盡己職的深層焦慮和強烈叩問。

2019年修例風波引發空前管治危機，迫使中央出手修改香港各級選舉制度。其中一大改變，就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把立法會議席由70個增加至90個，當中地方直選界別減少至20個，功能界別維持在30個，另新增選舉委員會界別佔40個。改制之後，擴大了政治協商的範疇、增加了均衡參與的規模，也提高了安全系數的保障，從而在最大程度上重塑了從政議政的規則、糾正了行政立法的關係、恢復了議會秩序的正常。

改制後產生的第七屆立法會，沒有了浪費資源的政治對抗，也提高了審議法案的效能效率，使得多項拖延多時的重大政策得以順利通過。然而，議員議政質素始終令人存疑。四年任期下來，廣大市民看到的，是不少人只懂得在議事廳內重複領導人說話、讚頌當家人英明、順帶宣揚自己「成功爭取」，卻鮮少提出具備深度的質詢和切中時弊的建言。去年換屆選舉前夕，多名資深議員退下火線，社會一度期待「大換血」能夠帶來「新氣象」。

然而，第八屆立法會運作至今，那些得以留任的舊人，部份依然固守傳統從政思維；而隨之補上的新丁，多數亦未展現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議政能力。一旦陷入「換湯不換藥」，難免影響市民對於議會改革的信心。而更令公眾失望的，是個別議員的道德操守。上屆立法會任期之內，有傳聞指有已婚議員感情生活過於豐富；至任期完結之後，又有報道指有卸任議員濫發大額花紅給議員助理。到新一屆立法會上任以來，在短短半年之內，竟有兩名在任議員因駕駛問題引發軒然大波，其中涉嫌酒後駕駛並於肇事後逃逸的黃錦輝，在輿論壓力下辭去議員一職。如果議員自身都對公職缺乏敬畏，又談何在市民心中建立權威？

相較於2019年之前，廣大市民對於議會新聞的關注度顯著下降，一些人或許會將這種現象解讀為「社會恢復平靜」、「議會不再嘩眾取寵」、「市民高度信任政府」。這些分析不無道理，但也並不全面。事實上，每逢重大事件，例如物流署買錯冒牌水、巴士強制配戴安全帶、宏福苑火災追責問責等等，有關新聞的點擊率仍然偏高，從評論區更可見大家期望議員為民請命，可惜事與願違。可以說，市民絕非不再關心香港，而是處於一種「關心也是枉然」的消極狀態，不太相信一些唯唯諾諾的議員，能夠帶來積極有效的改變。

正是這種背景之下，范徐麗泰引述朋友提出「議員數量過多」一說，才會迅速引發社會廣泛共鳴。目前每位議員每年可以領取近130萬元薪金，還有逾380萬元辦事處營運津貼，到任期屆滿之後更可額外領取近80萬元約滿酬金，即平均每月可獲44萬元個人薪酬和營運津貼。按90名議員計算，四年任期至少動用近20億元公帑。正常人都會問：立法會議員的表現，是否對得起納稅人的錢？事實上，社會早有強烈聲音認為，不少議員角色重疊、功能模糊，未能發揮應有作用。坊間甚至開始討論：既然議員表現參差不齊，不如考慮改為「義務制」？即不再按月發放高額薪金，而是仿效新加坡國會制度，每月只發放1.85萬新加坡元（折合約11.34萬港元）津貼，以免議會淪為謀取高薪厚職和政治頭銜的投機溫床。

在新加坡，多數國會議員本身已經擁有專業職業，所以議員只是「兼職工作」，而津貼旨在補貼服務選民開支，並非公職報酬。但在香港，儘管沿用英國議會制度，同時發放相等於一份全職工作的薪酬和津貼，卻沒有仿效英國強制要求議員把職務視為「全職工作」。翻查紀錄，立法會自1998年成立以來，議員月薪已由63,870元逐漸增加至108,790元。近年議會表現差強人意，議員也識相少提調整薪酬，但坊間仍然質疑一些人徒食重祿。

無論是「削減議席」，抑或是「改義務制」——這些意見是否完全適用於香港，仍然有待各方審慎研究。但反過來看，這些聲音之所以能夠持續發酵，或多或少也反映了普羅大眾的基本觀感。逆耳之言的最大意義，或許就是提醒從政者們：議員不易做，唔好亂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