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风雨中的学人回眸 徐冠林把握大方向 三次“借东风”
从新加坡到加拿大与美国,从科研、国防到教育,南洋理工大学前任校长徐冠林的人生几度转向,也与新加坡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今年76岁的徐冠林回望来路,自认要把握“大方向”,保持“对人的敏感度”,传记作者潘星华则将他的经历写成《机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前任校长徐冠林传》。
从新加坡到加拿大与美国,从科研、国防到教育,南洋理工大学前任校长徐冠林的人生几度转向,也与新加坡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今年76岁的徐冠林回望来路,自认要把握“大方向”,保持“对人的敏感度”,传记作者潘星华则将他的经历写成《机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前任校长徐冠林传》。
徐冠林1950年生于台湾台北,后来成为新加坡公民。他17岁时获总统奖学金和哥伦坡计划奖学金。1972年进入电子测试中心,与全国最聪明的头脑一起研究“科技参战”。此后他在国防科研领域工作30余年,历任国防科学院院长、国防部副常任秘书及国防科技局局长。2003年至2011年出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带领南大改革成为世界顶尖学府。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徐冠林告诉《联合早报》,展览和书籍里的早期华人,多是苦力或“卖猪仔”的形象。“我们这些人,并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想写写华人知识分子的故事,或许能改变大家的印象。”
徐家三代都当过校长,先辈往事是全书的起点。徐冠林回忆,祖父徐宗椿原本希望循科举进入仕途,却在17岁那年遇上1905年科举废除。祖父后来教书,曾到南洋为学校筹款,之后又因军阀局势举家南下。父亲徐其礼后来也带着一家人重回南洋,在新加坡安定下来,成为工程师,徐冠林与父亲是新加坡工程师学会的第一对“父子兵”。
同样是读书人,祖父撞上旧制度的终结,父亲在乱世中寻找落脚处,徐冠林却遇上急需人才又独立和平的时代。
潘星华把书名定为《机遇》,她用三句话概括徐冠林:“生逢其时,长逢其地,事逢其国。他生于1950年代,战火已息,新加坡有一批有远见的领导人,他学成归来时,国家正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当时很可能有很多人跟他同样优秀,甚至更优秀,却没有他今天的成就。”
传记作者潘星华历时多年,佐以时代背景,写出徐冠林的多重经历。(周国威摄)
潘星华曾是《联合早报》教育线资深记者。2020年7月起,她每逢星期六下午登门访谈,录音累计约100小时。她也访问徐冠林的家人、同学、同事与朋友,翻查家族回忆录、旧报章和国防科研史料,让读者看见时代中的人物,也看见人物身后的时代。
徐冠林说,回头看这一生,每个转折点都可能把他带往另一条路。“机遇人人都会遇到,关键在于看不看得见,接不接得住。”
徐冠林总结出人生的三大重要转折点:中学从华校转入英校,回国后加入刚起步的军事科研组织,以及从国防科技局走进南大。
第一次转折,是父亲替他看准了方向。1960年代的新加坡,行政、法律与金融都走向英文,父亲便让他从华校转入英校。“从公教中学转到莱佛士书院高中时,我的英文起初跟不上,连总统奖学金推荐名单都没进。”后来他咬牙追赶,最终出国深造。一个华校生的逆袭背后,是社会在语言与身份上的发展趋势。
第二次转向,徐冠林又把自己放进国家的大方向里。1972年徐冠林回国,那时新加坡独立不久,人少国小,强邻环伺,时任国防部长吴庆瑞主张以科技而非人命保家卫国。年轻的徐冠林下定决心,加入几乎从零起步的电子战研究。“我们住进保密的房子里,没有资源,只有一本小册子,一切都从头做起。”这个只有寥寥数人的电子测试中心,后来发展为国防科学院,也为新加坡培养了第一代科技管理与研发人才。
第三次转向,考验的是另一种能力。从国防科研到执掌大学,徐冠林坦言起初也很迷茫。他说,办大学最要紧的是找对人,而找对人,靠的是读懂人心。他先后请来哈里斯(Haresh Shah)和安迪生(Bertil Andersson),三人被称为南大的“三驾马车”。安迪生曾任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起初并不愿接下管理职务。徐冠林没有施压,而是一次次面对面沟通,最终请他出任南大首任教务长,后来接任校长。“要请人做事,不只要了解他的想法,还要体会他的感受。”
在他们的推动下,南大从一所以培养工程师为主的学府,转型为研究型大学。南大成为自主大学,引进终身教职制度,以国际标准评审教授,同时增设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和数理学院,又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携手筹办医学院。
这是徐冠林一生最看重的事业。他说:“做好南大,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重要的一件事。”
谈到南大精神,徐冠林有自己的理解。1950年代的南洋大学由民间集资创办,承载着一代华人的感情,“南大精神”也一度被视为敏感话题。在他看来,南大精神重在传承,而不是守着过去,把大学办到最好,校友与社会自然会支持,这份支持就是向前的力量。
谈起人工智能和地缘变局的未来,徐冠林依然回到“大方向”三个字:眼前的风向会变,长远的全球趋势才决定未来。他提醒年轻人,“眼睛要明亮,要看得清楚,不只是看科技,还要重视人文和华语。”
他认为,科技可以吸引经费与人才,推动研究水平提升,人文学科的积累却不容易追赶。
徐冠林指出,人才决定一个地方的高度,新加坡从资源匮乏的小岛走到今天,靠的是不断吸纳各地人才。这也是他写这本书的心愿:希望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看到,新加坡仍是有机遇的地方。“希望大家在这里扎根,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