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长期受烟霾影响 为何难以追责？

严重霾害再次来袭，随着空气素质一个多月来持续恶化，新加坡如何问责境外肇事者，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联合早报》整理了我国跨境追责的现状与挑战。

我国于2014年通过了《跨境烟霾污染法令》，惩处非法烧芭的外国企业和个人，违法者可被罚款最多200万元。

这项法令规定，一旦本地的空气污染指数（PSI）连续24小时超过100点不健康水平，当局即可采取法律行动。罚款按日计算，每日最高10万元，顶限为200万元。

除了立法，我国也积极开展多边与双边合作，共同应对烟霾问题。

1993年，亚细安专门气象中心（ASEAN Specialised Meteorological Centre）在新加坡设立，负责监测区域的陆地和森林火患，并针对影响东南亚地区的跨境烟霾发布预警。

我国也通过《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以及跨国烟霾污染次区域部长级指导委员会，加强与区域国家合作。委员会主要成员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和泰国。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上周受访时提及，她一直与印尼环境部长朱慕保持联系，并告诉对方，我国愿意为应对烟霾问题提供支持。

本地上一次出现严重跨境烟霾是在2015年，当年24小时PSI一度飙升至322点的危险水平，全国中小学停课一天。

我国同年援引《跨境烟霾污染法令》，要求六家从事木材及种植业的印尼企业采取预防措施，包括派遣消防员灭火、防止火势蔓延，以及停止烧芭活动。

环境局近日回复媒体询问时说，针对其中四家公司的调查仍在进行；另外两家公司则表明，它们在2015年林火发生前已与起火土地无关，环境局经进一步调查后接受有关解释，正式结案。

自今年9月4日本地24小PSI在这一波烟霾中首次达到不健康水平以来，我国空气素质持续恶化，西部地区星期三（10月14日）更升至超过200点的非常不健康水平。

至于我国是否会再次采取法律行动，环境局说，当局正密切监测烟霾情况，也在收集有关火点、起火源头，以及火点如何影响我国空气素质的资料。

受访学者说，要向印尼企业追究烟霾责任，最大的挑战在于举证。因为其他国家不太可能允许我国调查人员在他们的领土上搜证，而缺乏经得起司法审查的证据，案件就无法继续推进。照片摄于10月8日，印尼加里曼丹中部。（法新社）

时隔逾10年，2015年烟霾相关案件至今仍悬而未决。受访学者指出，即使立了法，跨境执法依然困难重重，最大障碍在于举证。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祺仁星期四（10月15日）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要锁定在印尼烧芭的公司并不容易。

“本地法令虽允许控方根据气象资料和地图证据，推断烟霾来自特定公司的土地，但若缺乏证明有关公司涉及烧芭的一手证据，未必足以让法庭定罪。这类证据，却只有印尼当局展开调查、惩处涉事公司，再与新加坡共享证据，我们才可能取得。”

此外，他指出，若新加坡在印尼还没展开调查前自行采取行动，在印尼看来可能属于单方面行动，或引发政治争议。

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则说，在烧芭案件中，绝大多数证据都在海外。尽管《跨境烟霾污染法令》具备域外管辖效力，但其他国家不太可能允许我国调查人员在他们的领土上搜证。“缺乏经得起司法审查的证据，案件就无法继续推进。”

外界或许觉得《跨境烟霾污染法令》是一只“纸老虎”，但陈庆文认为，立法最大的价值在于阻吓作用，并建议我国进一步提高刑罚。

不少印尼企业都与我国有资金和业务上的往来，包括在本地上市。陈庆文说，收紧条例的其中一个做法，是扩大烟霾污染的责任链，执法对象除了直接造成烟霾的企业，也可涵盖为这些企业提供融资，或从中获利的金融机构和银行。

其次，他认为，由于公司不能被处以监禁，这大大削弱了法令的阻吓作用。他因此建议修法追究违法企业责任官员的刑事责任，让他们可面对监刑，而非躲在公司背后逃避责任。

“目前，区域层面的震慑力几乎形同虚设，或效果有限，新加坡因此须加大国内应对力度。只要无法形成有效阻吓，污染者就会继续有恃无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