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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 | 社會人文 | 每週好書讀 | 中央社

1920年代,數千名中國青年懷抱救國理想,遠赴蘇聯「紅色麥加」,接受共產革命的思想洗禮。蔣經國、鄧小平、劉少奇等未來政治領袖,都曾在這片革命熱土上學習。然而,理想的殿堂逐漸淪為派系鬥爭、政治批鬥與史達林大清洗的殘酷戰場。本書運用首度公開的蘇聯祕密檔案、共產國際紀錄與親歷者回憶,揭開1917至1940年間中國留學生在蘇聯的真實命運,追索共產革命如何形塑國共兩黨領袖的政治思維,深刻影響中國與台灣的歷史走向。當青春理想遭遇極權統治,革命究竟帶來解放,還是另一場血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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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 | 社會人文 | 每週好書讀 | 中央社

1920年代,數千名中國青年懷抱救國理想,遠赴蘇聯「紅色麥加」,接受共產革命的思想洗禮。蔣經國、鄧小平、劉少奇等未來政治領袖,都曾在這片革命熱土上學習。然而,理想的殿堂逐漸淪為派系鬥爭、政治批鬥與史達林大清洗的殘酷戰場。本書運用首度公開的蘇聯祕密檔案、共產國際紀錄與親歷者回憶,揭開1917至1940年間中國留學生在蘇聯的真實命運,追索共產革命如何形塑國共兩黨領袖的政治思維,深刻影響中國與台灣的歷史走向。當青春理想遭遇極權統治,革命究竟帶來解放,還是另一場血色悲劇?

在蘇聯訓練中國革命幹部的這段歷史,清楚地表明蘇維埃因子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發展中產生的重要性。一九二至一九四年代,曾留學海外的一百一十八名中國共產黨高階領導人之中,有八十人(也就是約占七十%)在蘇聯受教育。被中國領導階層歸類於「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分子」的四位中共領導者(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與朱德)之中,有兩位(劉少奇,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八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朱德,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之後於一九五九至一九七六年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曾就讀於蘇聯的教育機構。這些在蘇聯求學的人之中,包括二十世紀後期的未來中國領導人,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領論家與發起人鄧小平、他最親近的戰友陳雲,以及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三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一九三○年代末至一九四○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思想家張聞天、王稼祥與陳伯達,和毛澤東一起在解決中國革命戰略問題上做出重大的貢獻,這三位黨員也在莫斯科接受理論教育。這些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畢業生,協助毛澤東在一九三年代末至一九四年代初,奠定中國共產黨主要的政治理論基礎,該理論體現在新民主主義論與「毛澤東思想」中。

除此之外,一九二○至六○年代的六位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有三位是留學莫斯科──博古、張聞天與鄧小平(另外三位是陳獨秀、瞿秋白與向忠發)。將來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也曾就讀於其中一所共產國際學校。毛澤東每一個最主要的奪權對手博古、張國燾與王明(陳紹禹) 都畢業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教育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位元帥中,有五位留學莫斯科(朱德、林彪、劉伯承、聶榮臻與葉劍英)。

除了以上這些人,以及我們目前為止提及的其他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另外還有四十九名共產國際學校的畢業生,他們雖然沒有成為中共上層領導菁英,但也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貢獻卓著。這些人包括凱豐(又名何克全)、李培之、夏曦、方維夏(化名馬斯連科〔Maslenko〕)、黃勵、何子述、何叔衡(化名馬祖丁〔Mazutin〕)、左權、趙如芝(化名科羅維娜〔Korovina〕)、陳昌浩、陳原道、沈澤民、楊之華(化名斯特拉霍娃〔Strakhova〕)等人。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七十七位中央委員與候補委員中,就有十三人畢業於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而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的一百七十位中央委員與候補委員中,該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至二十二位。

畢業於莫斯科高等教育機構的國民黨員,也在中國革命與台灣現代化的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將來繼任蔣介石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之外,還有鄧文儀、康澤以及谷正綱與谷正鼎兄弟。此外還有竺廷璋、鄭介民(化名貝洛古布〔Belogub〕),以及多位中華民國立法院與監察院委員,以及國民大會代表。除了蔣經國,還有其他許多國民黨高官的親戚於莫斯科求學。其中包括馮玉祥元帥的子女馮洪國、馮弗能(蔣經國的第一任妻子)與馮弗伐; 李宗仁將軍的夫人韋樹瑛;張發奎將軍之弟張發明;鄧演達的弟弟鄧明秋; 葉楚傖的兒子葉楠; 于右任的女兒于芝秀與其女婿屈武; 胡漢民的女兒胡木蘭; 以及邵力子的兒子邵志剛。

此外,有四名學生曾是中國統一托派組織執行委員會核心領導(共五人)中的成員,該委員會於一九三一年五月的成立大會上選出。他們是:陳一謀(俄文化名不詳)、鄭超麟(化名瑪律洛托夫)、王凡西(化名瓦西里・巴夫洛維奇・克列特金),以及宋逢春(化名卡爾・普萊斯

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一九二○至三○年代,從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的高等教育機構畢業的中國人之中,對中國革命有重大貢獻的人所占的比例極低, 在約三千人之人中僅有一百六十七人(這個數字與陳伯達生前的說法幾乎不謀而合:據他所說,莫斯科共產國際學校的畢業生中只有一百至兩百人「〔在中國〕發動革命」,其餘大部分人都離開了革命運動)。

從這個說法只能得出一種結論:莫斯科共產國際學校替中國革命訓練大量布爾什維克幹部的目的未能成功。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與共產國際領導階層為此目的付出的所有心力最後都付諸流水。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國際列寧學校與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科學研究院,以及其他規模較小的學校機構,基本上在做的都只能算是「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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