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桓：以商界标准和问责逻辑看待部长年薪——回应吴俊刚《破除”高薪养廉”的迷思》

坊间讨论部长薪酬，多是围绕数字：值不值、高不高、比哪国。9月8日，黄循财总理宣布初级部长基准年薪从110万元上调至180万元，总理从220万元调至360万元。大家谈的不少，但有一个问题少有人正面提出：若真要以商界标准为薪酬背书，商界那套问责逻辑——绩效指标、责任归属、失误代价，是否也该一并引入？

有评论以“机会成本”为部长薪酬背书，指从政者放弃私营界高薪。我无意否认这份担当，但这说法不完整：历史上多位卸任部长随即转任淡马锡控股、政府投资公司或政府持股企业的高管、董事或高级顾问，有者任期逾10年，这是惯常安排，并非偶然。若要以“放弃私营界高薪”作为薪酬论据，就必须呈现完整的职业轨迹，而不是只说一半的故事。这半个故事，在这场大辩论里，应该有人大声说出来。

《联合早报》10月7日刊出吴俊刚专栏《破除“高薪养廉”的迷思》，指“高薪养廉”是误导性概念：新加坡的廉政，根植于选举机制、独立反腐机构与法治文化，而非单靠薪酬。我同意，也谢谢吴先生把这一点说透。但廉政与绩效，是两道不同的题目：廉政问官员有没有以权谋私；绩效问决策是否经得起审查，教训有没有被记录，失误有没有被纠正。廉洁是底线，问责是上限，不能互相替代。我要补的，正是这条从廉洁到绩效之间尚待补全的问责链条，也是这场辩论中，尚未被真正辩论的那一半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