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家庭．上｜家庭問題如何把孩子逼入絕境？

據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統計，在2025年處理的228宗青少年自殺危機介入個案中，家庭問題佔比達29.4%，高於精神問題與人際關係。家庭本是孩子立足社會的起點，為何有時反而成了壓垮他們心靈的最後一根稻草？《香港01》專訪香港社會工作專科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郭黎玉晶，剖析「過度糾纏」、「親職替代」、「權力漩渦」、「創傷傳遞」等家庭問題，如何鑄成子女的沉重心鎖。

當孩子被迫成為「父母」 假性親密充斥情感剝削

「我曾見過一對母子，媽媽平時總待在家裏，兒子放學回家後就會問：『媽媽，你開心嗎？』媽媽說她不開心，兒子就會說『那我陪你』，然後兒子就坐在那裏純粹陪着媽媽看電視，什麼也不做，也不去參加課外活動，也不去見同學。」——場面看似「母慈子孝」，但郭黎玉晶指出，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健康的「過度糾纏」關係。

「過度糾纏」這個概念，最早由家庭治療大師薩爾瓦多·米紐慶（Salvador Minuchin）提出。它指的是家庭成員的「心理」與「情感」已經「黏在一起」。「孩子的情緒，變成了媽媽情緒的映射。」郭黎玉晶強調，孩子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不能只做父母的影子。

「親職替代」（Parentification）現象也廣泛存在於香港家庭——當父母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履行親職，孩子就需要承擔不符合他們年齡的實質家務與照顧責任，或被迫成為父母的情緒海綿、傾聽者、安慰者甚至是婚姻調解人；如果父母不夠成熟，孩子甚至需要代替角色的缺失，被迫成為「父母的父母」，例如承擔起父親的角色來安慰母親或與母親溝通。

「一旦出現這種『角色負荷過重』，孩子就會承受巨大的痛苦。」郭黎玉晶說，大多數情況下，家庭中的長子或長女通常最容易被「親職化」，也是承受痛苦最多的一個。

把子女推上「夫妻戰場」 陣營逼出「高敏」絕境

在「親職替代」與「過度糾纏」等不良的家庭關係背後，往往有着「權力關係漩渦」，可能存在「結盟」現象，即一方家長和子女一同反抗另一方，導致家庭形成互相對立抗衡。

「這會給孩子帶來極大的心理負擔。」郭黎玉晶解釋，這種家庭權力糾葛，與父母雙方或其中一方「未分化」有關。「自我分化」是指一個人在心理上既能與人保持親密，又能維持獨立自我的能力；而「未分化」的父母，可能缺乏調節自身情緒的能力，無法成熟地處理夫妻之間的衝突，每當夫妻關係緊張，他們會把孩子捲入其中，強迫孩子與自己「結盟」去對抗伴侶，有的甚至會將矛盾轉移至孩子身上，把孩子當成夫妻問題的代罪羔羊。

以上各種不正常的家庭關係，都會導致孩子認知扭曲、過度敏感。郭黎玉晶指出，這些「高敏感」孩子像是時時刻刻生活在尖刺之中，例如老師只是看了他們一眼，他們就會覺得老師對自己有偏見或針對自己。或者某個同學曾經有一次失約，他們就認定對方是個壞人，從此不再往來。這種非黑即白、極端僵化的思維，使得他們很難與其他人正常溝通。

郭黎玉晶補充，學童自殺問題固然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但認知扭曲、過度敏感的孩子，通常具備高危風險，「當他們不開心時，就會陷入盲點，覺得『我無路可走了，只能結束生命』。雖然這是個人因素，但歸根結底，個人因素同樣深受家庭影響。」

孩子變成了討厭的父母 焦慮會被「跨代傳染」

然而，養出了痛苦孩子的父母，其實也是曾經的受害者，因為家庭問題往往會經歷跨代傳遞，曾經受傷的孩子會以錯誤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孩子。在香港，抱持傳統觀念的華人父母信奉「打是親，罵是愛」、「棒下出孝子」，覺得「不能誇孩子，誇多了孩子會變得驕傲」，認為嚴加管束才是為孩子好。這類父母也極少直接表達愛意，而是習慣用行為來替代情感表達，例如給孩子煲碗湯、叫孩子吃飯，為孩子洗衣服等。但郭黎玉晶說：「倘若能親口對孩子說出『我愛你、我關心你』，抱抱或親親孩子，效果會好得多。」

如果家庭的焦慮、創傷與痛苦沒有得到覺察和療癒，就會像基因一樣代代相傳。在家庭系統理論中，美國精神科醫生Murray Bowen曾以「跨代傳遞過程」解釋，例如焦慮會從外婆傳給母親，再從母親傳給女兒。受傷的孩子長大後，會變成自己最討厭的那種父母。

郭黎玉晶告訴《香港01》記者，她曾見過一位母親，要求家裏的一切必須完美，每天要洗兩三次衣服，物品擺放必須一絲不苟、一塵不染。這位母親對孩子的要求也極其苛刻，不光是成績，連穿衣打扮的每一個細節都要求完美，讓家庭成員深陷焦慮之中，因為所有人無論如何都達不到她的要求。高壓之下，女兒以留學逃離家庭，兒子甚至選擇自戕，幸而在重要關頭被朋友和老師拉了回來——而這種焦慮的來源，正是外婆對這位母親的養育方式，母親在高壓的環境裏長大，也以同樣的要求對待自己的家庭成員。

那麼，家庭問題，究竟是個人責任，還是政府責任？從郭黎玉晶提供的個案可見，無論是「過度糾纏」還是「親職替代」，部份問題的核心均指向過長的工時——工時過長會迫使一方放棄工作成為全職父母，容易因生活重心傾斜而與孩子過度糾纏；而父母工作繁忙，長子長女往往要因此分擔家庭責任，承受親職替代帶來的沉重壓力。高壓的生活環境與缺乏彈性的職場，讓父母本身的精力與時間都耗竭，更無法顧及孩子的情緒。

超長工時壓垮家庭安全網 修復創傷不能只靠個人修行

因此，解決工時過長問題是改善家庭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郭黎玉晶認為，政府政策層面的核心是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政策，「提倡工作與生活平衡，規範合理工時、避免動輒加班，並為父母提供彈性上下班時間。」然而，香港長年偏高的工時，實在難以讓家長騰出足夠的時間陪伴家人。統計顯示，全港有超過26萬名僱員每周工作56小時或以上；更有接近5萬名打工仔每周工時達到72小時或以上，相當於每周工作六天，每天高達12小時。基層保安及飲食業的每周工時中位數經常維持在48至49小時以上。

早在2000年代初期，特區政府已經引入「家庭友善僱傭措施」（FFEP），但至今實施成效並不樂觀，根據立法會2025年的會議紀要，香港只有14%的公司為其僱員提供優於法例要求的家庭友善措施。平機會發布的調查指出，九成受訪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坦言，其所屬機構內部根本「沒有任何」關於家庭友善措施的書面指引或規則。

此外，郭黎玉晶指出，課後託管政策亦極為關鍵。在香港接近200萬名女性勞動人口中，根據香港工聯會婦女事務委員會最新發布的調查，高達61.4%的雙職婦女表示因要同時兼顧工作與照顧責任而「身心俱疲」。她建議：「學校應提供課後託管，安排體育、音樂、藝術、社交情緒活動等，而非讓孩子繼續做功課和習作。讓孩子放學後在校輕鬆運動兩小時再回家，能極大紓緩雙職家庭的壓力。」現時特區政府正大力推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並於《2026年施政報告》中宣佈取消名額上限，參與的小學已增至207間。然而，由於場地問題等種種掣肘，對比全港591所小學，普及程度仍有提升的空間。

家庭—學校—社區的共同協作也十分重要，除了輔導如何教養孩子之外，也應涵蓋改善父母精神健康。郭黎玉晶提出：「工作坊可在學校舉行，因為家長通常較願意去學校參加活動；社區活動部份時間可以通過把家長和小孩分開的方式進行，拓寬各自的社交圈子。亦可舉辦網上講座，或製作三至五分鐘的正向教養短片發布於社交平台，讓家長利用空餘時間學習。」針對社區內的高危群體，社工則應主動進行外展探訪，「最高危的家庭往往最為隱蔽，我們必須主動去尋找和接觸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