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成:香港高等教育产业的潜在危机
拥有多所国际知名大学的香港,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国大陆学生赴港修读本科、硕士课程。不过这个市场需求急速扩张的同时,也衍生出一连串升学诈骗事件。
拥有多所国际知名大学的香港,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国大陆学生赴港修读本科、硕士课程。不过这个市场需求急速扩张的同时,也衍生出一连串升学诈骗事件。
香港法院9月16日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一名33岁大陆女子计划报读香港某大学硕士课程,向中介支付50万人民币(9万5483新元),委托包办申请与学生签证。中介向她提供一份虚假海外大学学历证书,用作入学申请以及入境处学生签证申请。
该名女生明知学历是伪造,仍然提交申请,成功取得录取通知与入境许可。她去年11月抵达香港机场时,被入境处人员截查揭发。近日她在法院承认“以欺骗手段取得服务罪”,被判监两个月。
有港媒报道了另一起案件;一名大陆教育机构升学顾问杨姓女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51岁香港男商人,双方于2024年签约。后者声称,可以提供50个香港某所中学学额,而且口头保证学生只要完成相关课程,无论文凭考试成绩如何,都可以升读香港或澳门的大学。基于这个承诺,杨女同年先后23次汇款共约284万港元(46万新元),替30多名学生支付“申请费”。
后来30多名学生没收到该所中学的入学通知,该名香港商人更失去联络。杨姓女子最终报警,警方把案件列为“诈骗”处理。涉案男子在7月底离港时于机场被捕。
近年香港升学中介骗局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擅自换学历背景,把大陆学生“变成”美国或加拿大学生;二是伪造国际认可的成绩表等,使原本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变得符合;三是纯粹以保录取、教授内推或特殊渠道为名收取巨额服务费。
这个问题有多重成因;一方面,一些大陆家长对香港高校招生规则认识不足,容易被所谓的捷径诱惑;另一方面,很多中介机构横跨陆港两地经营,不容易监管。再加上部分家庭急于求成,客观上给予了黑中介生存的土壤。
解决这股升学中介乱象需要多方共同出力,尤其是各大专院校要做好资讯公开工作,及时辟谣。近年香港高校积极发展自资授课型硕士课程,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出现问题的领域。
这类课程港府不提供补助,主要依靠学费维持营运,既为社会提供进修渠道,也成为院校重要财政来源。疫情过后,香港自资硕士课程吸引大量学生报读。有港媒去年引述教育局数据报道,2023/2024学年一年制授课式研究生的非本地生人数已达3万8100人,约为2020/2021学年的2.1倍,其中大陆生占比极高。
大学扩大招生以增加收入,本来无可厚非,但过度扩张会带来连锁后果。例如开办一个硕士课程,原本应先问社会是否有需要、院系有没有足够师资、课程内容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当自资课程成为重要收入来源后,考虑次序很容易变成:甚么专业最容易吸引学生?一年可以收多少人?
于是人工智能热门,几乎每所大学这几年都会开办人工智能相关硕士课程;金融流行,就开金融科技;ESG流行,就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课程。课程水平如何、学生毕业后究竟掌握多少知识,这些真正重要的问题,反而沦为其次。
大学收生规模不断膨胀,也容易出现学历贬值的隐忧。据我一些香港朋友反映,他们公司现在聘请大学毕业生,主要看本科学历,因为部分自资硕士课程入学门槛相对宽松,难免令雇主质疑学历有水分。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逐渐形成高度单一的学生结构。以香港大学为例,2024/25年度共有1万2891名非本地授课式研究生,逾九成来自大陆。这并非说大陆学生质素有问题,而是当一所号称国际化的大学,某类课程的非本地学生九成以上来自同一地区,就值得重新思考国际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大学教育的重要价值之一,本来是不同国籍和文化的学生互相交流。但如果学生几乎全部来自相同教育背景,其实和留在原来地区读书分别不大。大学若严重依赖单一市场招生,长远也将削弱学校的多元化和魅力。
香港近年锐意发展高等教育产业,这个方向没有错,不过教育与普通生意始终不同。大学多收一名学生,背后需要庞大的教师资源、课室空间、图书馆及行政支援。港府不断放宽非本地生限额,也应该要求大学公布更多资料,包括每个授课式硕士课程的收生人数、师生比例。如果一个课程学生人数三年翻倍,相关教学资源是否也有相应增加,社会应该有权知道。
香港高校的世界排名和学术声誉,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无形资产。短期内多收几千名硕士生,的确可以增加数以亿港元计收入;若有一天,非本地学生开始形成香港教育高度市场化、含金量下降的观感,受损的将不是某一个课程,而是整个“留学香港”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