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瑞麟：回归古典“公地悲剧”的大国博弈

涉猎过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读者，对“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逻辑一定熟悉。这个概念先由英国经济学家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在1833年提出，后由美国生态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发扬光大。他们假设，如果一片草原对大众开放，估计每个放牧者都会尽可能在这片公地上养牛。不难想象，当每多养一头牛的收益全归个人，且不用支付排他性成本，草地退化的代价却由全民均摊，公地的内在逻辑便导致资源枯竭与“圈地”冲突。

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间，全球通过协商解决国际公域问题成为普遍公识，“公地悲剧”理论以及所针对的范围和实践都取得长足发展，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及条约框架下，建立一系列关于海洋公域、贸易、环境保护，以至大气空间的治理体系。但随着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加速，环境、海洋资源、外太空安全的突显，以至近年由于中美之间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原本早已存在不少问题的国际秩序，正面临新的课题和冲击。

人们相对熟悉的案例如格陵兰矿物、委内瑞拉石油、伊朗石油，以至南中国海和东海，它们不是“无主地”，不同国家声称拥有明确的主权归属，更多是涉及资源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空白”引发的地缘政治利益争夺；相对之下，公地悲剧的核心在于资源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有能者谁都可以管控，且不用支付排他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