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贤：是这样吗？或曰马华文学思辨的高度与解构

那些互联网还没有的时代，在文青时期我就开始在报刊阅读林建国的各种书评、短论和论文，后来颇长的一段时期是在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英文报社中心工作，每天报社就送来当日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和台湾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和国际各种语种的报刊和期刊，当时工作跟华文报没有关系，可是即使工作多么忙碌不堪，我都会千方百计挤出时间站在报馆的一角翻阅报刊。林建国收录在新书《这一树的光影：马华文学思辨》的早期书评，大部分我都已在当日即时拜读，他在书评中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引述的各种文学与理论大师的名字和著作，我会在日常进出图书馆和书店的日子里特别留意并置于书单中。

多年以后重读这些书评，再把他2019年结集出版的论文集《马华文学批评大系：林建国》一路阅览到当下《这一树的光影：马华文学思辨》那些犹如流星般在星空中绽放和下坠的诗意语言和思辨火花，在惊叹之余不禁也在追问林建国的文学／文化批评是否是在奇妙地不断尝试打开和释放那种被禁的jouissance？这些书写与思辨的结合究竟产生什么力量？竟能让我多年以后阅读还是犹如一边偷尝陈年美酒一边观赏跨年流星烟火而感到日久弥新？本来讲究意象跳跃性的诗文是颇难跟高度讲究逻辑性的理论思辨产生调和，在马华学界林建国却是相当罕见有能耐把硬邦邦的理论文字转换成诗兴勃发的生动诗文。这种能有效把文学意象与哲学术语共冶成一炉的文体，不禁让人联想到法国思想家德希达，因为他就是书写此类文体的佼佼者。林建国早年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文学所的论文导师是陈传兴，当年陈传兴是直接把德希达以法文撰写的经典论文《延异》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并且钻研解构理论和精神分析。林建国的文字风格和哲学思辨其来有自解构理论和精神分析。阅读林建国的作品能让人产生解构的晕眩和jouissance效应，心底会“哦”的一声重复冒起解构修辞式的追问“是这样吗？”（does it?），这不能不说是林建国的作品耐读和经得起推敲的原因。

德希达（Derrida 1992：55-56）曾在一个名为“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访谈里谈及法文jouissance一词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对译成英文的词汇，德希达指出每当有jouissance的时候，就有解构，解构具备那种被禁的jouissance的效能。也许有一个比较接近jouissance的英文译词是enjoyment，然而enjoyment过于泛指一切乐趣，比较缺乏jouissance作为精神分析术语含有性高潮的指涉。有些辞典会把jouissance译成pleasure。可是在拉冈看来jouissance却应与pleasure（快乐）有所区分，jouissance是“痛并快乐着”的状态，它不尽然只是佛洛伊德所诠释的快乐原则，而是主体无法承担超过快乐原则所限定的快乐因而产生的磨难和痛苦。Jouissance是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术语，杨小滨（2019：117）把它翻译成“绝爽”或“痛快”，在他看来这是拉冈指称“真实域”（the real）的核心。很多翻译拉冈精神分析理论的英文译者干脆保持原文jouissance，拒绝翻译成enjoyment或pleasure。拉冈（Lacan 1999：3）认为jouissance正是超我（superego）对快感（enjoy）的律令，此处所谓“快感的律令”意指拉冈所言超我的悖论性命令：它不仅禁止快感，同时又强迫主体过量地追求jouissance从而让主体感到痛苦。杨小滨把jouissance翻译成“绝爽”，这似乎过于突出了jouissance的“爽”而忽略了其切肤之“痛”。而jouissance另外的对译是“痛快”，“痛快”一般在中文意涵带有心情舒畅或做事爽快之意，这跟jouissance含有“痛并快乐着”的状态还有一段距离。早年林建国（2019：52）是把jouissance翻译成“绝爽死”，这似乎比起杨小滨更敏锐意识到拉冈诠释的jouissance跟早期佛洛伊德所谓“死亡本能”的互文关系，然而“绝爽死”似乎容易让中文读者望文生义—仅会牵强附会表层的“爽死”而忽略了与之相对的磨难与痛苦。而中国大陆学界把jouissance译成“享乐”或“原乐”更有类似上述问题。因此本文采取了对jouissance可能比较简单却不失忠实的译法——零翻译。

德希达（Derrida 1992：55-56）认为“没有最大可能的快乐，就没有有效的解构”，甚至宣称“没有快乐就没有解构，没有解构就没有快乐”（57）。因此北京大学研究德希达的学者陈晓明（2009：308）认为德希达“还是没有放弃文学性，因为秘密在这里：德希达要释放的是‘被禁的jouissance’，也就是被传统的审美认知学压抑的那种文学性要素。”那么林建国那些隐含解构行动的文学／文化批评在不断尝试打开和释放那种被禁的jouissance究竟又是什么呢？是否他也像德希达那样并没有放弃文学性，反而他要释放的是被传统的审美认知学压抑的那种文学性要素？

这是什么一回事？林建国与黄锦树的争执不是一直被黄锦树（2015a：21）攻击和放大为“非文学”和“文学”的距离吗？林建国已洋洋洒洒写了几篇回应文章均收录在新书中。那几篇高度思辨的文章在理论逻辑上清楚地阐明了林建国对“文学性”的立场。在他看来“文学性”如果存在，只能指“文学史的文学”（林建国2026：14）。换言之，林建国从来没有否定文学性的存在，仅是他对“文学性”的界定和理解跟黄锦树很不一样。他和黄锦树的主要分歧在于黄锦树将“文学的文学”与文学史分，将“文学性”与历史分，从形上学理解，林建国批评这等于将“文学性”排除了时间因素（14）。黄锦树显然一直念兹在兹是在把“文学性”给本质化，甚至把它上升到形而上学超验的“自然本质”，他千方百计要去除或淡化文学中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从而在“文学性”内部竖立起超越时空的永恒内在标准。德希达（Derrida 1992：44）已很早就指出“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也不是文本的本质属性”，他甚至不畏言指出“没有内在标准足以保证一篇文本的本质是‘文学性’的。文学并无可以确证的本质，亦无必然的存在。”（73）林建国相当精准击中了黄锦树坚持的“文学性”概念的要害：“他‘文学性’的自主性不以人的自主性作为条件……原来‘文学的文学’，可与‘文学史的文学’、‘政治的文学’切割，条件在于他视人为无物。”（林建国2026：17）一个视他人为无物的“文学性”怎么还称得上是在捍卫“文学性”呢？

黄锦树（2015b：94）宣称林建国的《方修论》“是与我们的‘美学’立场公开决裂……”所谓的“我们的‘美学’立场”说穿了就是黄锦树对他多年来要捍卫的现代主义美学观的一番“敌我之间”的政治表述。而林建国却引经据典“把文学的话题从审美转向伦理──从如何判定文字优劣，转移到如何生活。”（林建国2026：34）在林建国看来，两人的分歧“看似审美问题，其实争执是在伦理。伦理牵涉什么可作，什么不可，事关道德抉择。面对作品状态不佳的马华老作家，我不出恶言，这是伦理。”（32）张锦忠（2013：58）把林建国与黄锦树的分歧开端解读为是两者在“伦理”和“美学”的分野，这恐怕是在简化了两人的分歧。两人的纠结在林建国看来是因为他坚持“审美是伦理的延伸，须受伦理制约。” （林建国2026：32） ，因此“伦理优先于审美”（33）。换言之，林建国也没有否定审美，仅是他把伦理看得比审美还要重要。

“审美”一直是林建国念兹在兹有意解构的要义。伊格顿（Eagleton 1990：3-9）曾对中产阶级审美作了一个批判的谱系学分析，他认为中产阶级审美源于哲学对于身体的控制，是对于主体的美丽操纵。这种审美的训练不过最终是要把身体与法律制度合而为一，将某种统治更深地置入被征服者的身体中。黄锦树的现代主义美学观说到底倾向于中产阶级审美，因此他一直视任何有别于中产阶级审美之外的普罗大众美学形态包括无产阶级文学为无物，不但长期把马华左翼文学视为“非文学”，亦把所有支持或同情马华左翼文学的文人视之为敌人。林建国支持耶鲁解构学派保罗德曼的主张“文学不是审美对象，不能用美学那套来谈”，因为“我们跟文学的关系是阅读，不是审美；是心灵上的拉锯和往来运动，不是什么外在价值和体系的建立。”（林建国2026：10）因此，林建国认为不该盲目歌颂“文学价值”而罔顾更为重要的社会关系（10）。在他看来，作品的社会关系比起作品跟“文学”概念之间的关系来得重要（9）。

黄锦树（2007：156）不无渲染于2007年宣告与林建国“绝交”之前，恐怕不少人都忘了两人早年同时在遭受众多马华作家以杂文围剿之际，曾于1998年一起“惺惺相惜”接受《蕉风》执行编辑林春美的专访。当时黄锦树（1998：193）因为写了论文向方北方的作品开刀并直奔结论宣称“马华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末的在理论和实践（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文学的）的双重破产”。此说引来众多马华作家对黄锦树群起而攻之。即便当时林建国在访谈中曾尝试努力为黄锦树解困，然而林建国也不无慎重指出黄锦树强力诉诸美学为文学评价的终极标杆，这是他和这贫弱环境互动之后另一个悲剧性结果，当文学评价只能停在这样的标杆，便离公允还有一段距离 （林春美1998：12） 。

当年引发黄锦树宣告与林建国“绝交”的是林建国刊登在《蕉风》的一篇访谈稿《从电影寄情到文学宽容》。略早刊登于《南方学院学报》的林建国演讲稿《从电影研究到文学研究》更强化和补充了访谈稿的内容。这两份稿件均收录在新书《这一树的光影：马华文学思辨》足以让本书也彰显历史文献的重量。林建国在访谈稿里颇具洞见提问“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有什么好争的？我会认为，马华文学现代派跟写实派之争是个假问题……我是很同情，因为事情和文化资本有关，以致民智未开，产生无谓的论战。”（林建国2026：21）。他更在演讲稿里进行分析并一针见血指出：

方北方是作为作家，跟黄锦树作为作家，意思并不一样。要讨论方北方的意义，首先必须将方北方写作的整个环境、条件，包括出版条件，一并考虑。黄锦树能够写作的条件远比方北方优厚，成就自是不同，可是不能因此断言全是才情所致。反而如果将社会关系纳进考虑，作者的概念就必须退位。换言之，其实并没有什么方北方和黄锦树之分，差别只在有人有机会受教育，有人没机会。眼界高低如果牵涉作者器识，还是有没有机会读书的问题。如果过度强调作者才具，任由作者论复辟，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得了便宜之后的势利与世故。这种读书人太多了，他们不过是文化资产阶级意志力的延伸，最不希望你知道的就是他们的社会关系。这时研究马华文学，社会关系的把握就变得极为关键。只要能够逼迫作者的概念退位，文学便不会被人拿来膜拜，用来造神，以为文学只研究这个，让我们误以为马华文学真的经典缺席（12）。

林建国敏锐地以“社会关系”来切入对多年困扰于马华文坛有关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进行探询和厘清，提醒了我们双方阵营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高低的悬殊限定了彼此的文学位置和成就。需要进一步提问的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和条件以及文化政治时空语境的转变让双方阵营的文化资本渐渐出现高低的悬殊？我相信林建国会同意是冷战的文化政治时空语境和其社会环境和条件的转变，不但让这两大阵营为彼此背书的意识形态付诸二元对立的对峙，也导致双方阵营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因为各自不同的社会关系出现高低悬殊的差异。

众所周知，友联出版社（简称“友联”）几乎打造了香港和新马华文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下半旬的半壁江山。友联在半个世纪以来栽培了不少重要的香港作家和新马华文作家，香港作家有西西、戴天、小思、胡菊人、罗卡和司马长风等人；新马华文作家则是张贵兴（笔名纪小如和羽裳）、陈瑞献（笔名牧羚奴）、李有成（笔名李苍）、陈鹏翔（笔名陈慧桦）、英培安、王润华、温瑞安、温任平、商晚筠和张锦忠（笔名张爱伦和张瑞星）等人。笔者这些年来对新马文化冷战的研究发现前友联成员们包括张锦忠号称的1959年《学生周报》和《蕉风》启动的新马第一波现代主义，还是1969年《蕉风》的第二波现代主义，实际上当时都得益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属下的亚洲基金会的长期资助（许维贤2025：368-375）。通过分析亚洲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冷战档案，笔者撰文指出美国政府对友联出版社的资助金额巨大，并长期全额承担和补偿友联刊物项目包括《蕉风》、《学生周报》和《中国学生周报》等期刊的任何亏损，这为友联那些反对现实主义作家的反共文化活动及其刊物的运作提供了极其雄厚的经济支持。亚洲基金会和新马政府也长期对友联出版社实施了由上至下的监督和指导，而友联高层也展现出几乎全面配合的姿态 （许维贤2022：126-136；许维贤2023：81-98）。 这在地证实了林建国 （2019:74） 早年对现代主义的反思：“这些被移置过来的现代主义通常不挑战国家这个体制，当然更不挑战资本家治国的政治现实。”指出这些事实并非要否定现代主义运动对马华文学的重要性，而是要指出马华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息息相关，《蕉风》和《学生周报》那些号称纯粹追求“纯文艺”或“文学性”的现代主义作品并非自动就能超脱于政治干扰，反而被卷入文化冷战的政治漩涡，成为英美隐形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长期投入的美援形成可持续性且很可观的“冷战红利”（Cold War dividend），让新马现代主义作家群的文化资本水涨船高，以之相对的那些集结在马华左翼刊物的现实主义作家群在本土经济和政治场域则处于劣势，长期被官方取缔、压制或阻碍，刊物寿命不长 （庄华兴2021：55-56） 。这一切导致马华现实主义阵营的文化资本日益显得相形见绌。

即便冷战结束，其冷战红利可持续性的影响和余绪并未随之消失。以黄锦树为首的马华文学离散论述延续了文化冷战种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条冷战红利意识形态的延长线上，重新设定具有“精英／庶民”二元对立的“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经典／非经典”、“文学／非文学”和“离散／本土”的边界，并在这些边界的理论基础上，标志化了他以现代主义和族群认同为中心的马华离散书写和其美学研究模式 （Hee Wai-Siam 2021：222-231） 。黄锦树和林建国的分歧，其实不在于黄锦树（2015b：92）所指控的林建国是“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隐匿支持者”，而黄锦树自身“一开始就是马华现实主义当代形态的激烈反对者”。是这样吗？这些说法逻辑乍听之下，多么像友联高层当年向亚洲基金会打小报告企图指控哪些马华现实主义作家是友联的头号公敌云云之类的冷战修辞（许维贤2023：94-97）。

这些充斥着硝烟味的冷战修辞长期以来在反共的主流语境下让任何要同情或支持或实践马华现实主义的文人都要冒着被打入亲共阵营的政治风险，它在马华文坛长期日益形成约定俗成的冷战禁忌。而林建国那些隐含解构行动的文学／文化批评却是在奋力不断展开各种高度的思辨尝试打开和释放种种无法言说的冷战禁忌。然而多年来整个思辨和处世之艰的过程恐怕让他和读者们感到既欢愉又痛苦（jouissance），其中值得欢愉的是因为这么多年为了帮忙黄锦树和其他马华作家读书，林建国阅遍马华和中外文学作品并爬梳古今理论名著终于掷地有声丢出上一本书和这一本书；然而痛苦的是也许林建国早已意识他很可能会因此失去这么一大群迷信现代主义美学的朋友和同乡，甚至还要不时耗费精力和时间对那些含有莫须有“背信弃义”的流言蜚语进行澄清和响应。

也许黄锦树和林建国最大的异同和分歧在于，即便两人都已意识到在冷战期间被台港和新马接收的现代主义美学大有问题，然而黄锦树非但不愿意反思或批判这些冷战红利，反而承续了冷战红利的理论遗产对现实主义阵营继续大开杀戒，残酷演绎了“输者全输，赢者全拿”的跨国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温柔敦厚的林建国且在理论思辨的掌握和经营上比较具备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他不但愿意重新审视和反思冷战时期形成的二元对立规范框架：现代主义vs现实主义、文学性vs政治性、自由世界vs共产世界，以及左派vs右派等等的论述，更一直努力解构和批判这些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框架，不轻易被这些冷战知识生产的二元对立模式所制约。林建国已奋力为后来者打开了一个思辨马华文学天空的高度，即便这样的学术粗活多么的不讨喜，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林建国的思辨给予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馈赠。

多年以后重读早年林建国为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一书写下的代序，代序末句的字行里间林建国仿佛是在书写和预言自身的身世位置更多于在指涉黄锦树的处境：林建国（2019：85）“知道得太多，已经不能回头。他也恐怕不知道，知道得太多势必迎来可怕的灾难……在灾难来临之前，在幸福来临之前，他勇往直前，一定要把事情看个清楚。就算他后来把眼珠子挖出来，盲目的仍然是那群讪笑他的人们……”

这不能不说这是本书让人感到jouissance的关键所在之一。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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